李颙简介生平及代表作品

作品:李颙诗词大全

李颙(1627~1705),明末清初周至人,明清之际哲学家,与浙江余姚黄宗羲、直隶蓉城孙奇逢并称为海内三大鸿儒。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被称为“海内大儒”。李颙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

人物生平

李颙(1627~1705)明末清初人,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二曲镇二曲堡人,父李可从,于崇祯十五年(1642),战亡于河南襄城。留下李和母亲彭氏,无片瓦寸土,度日艰难。彭氏决意教李颙从学,但无力供学,屡被塾师拒绝。李9岁入塾,只读过20天书,但李发愤自学,仅靠母亲纺织缝纫和李打柴换粮,杂以糠菜,维持生活。因之,面色如菜,人称李菜。李颙在挖菜拾柴的空闲,也手不释卷。县内藏书之家,渐知李家贫力学,便任其翻问。李随阅随还,数载之间,披览群书,写出了《二十一史纠谬》等笔记体习作,大约30岁时,认为这不是切己之学,非儒家正脉.便把这些著作烧掉了。从此.潜心于宋明理学。康熙九年(1670),李在母亲3年丧服期满后,去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常州知府骆钟麟,派人迎请李讲学。常州的士绅名儒争相听讲。后来骆钟麟把李讲学的内容汇集起来,名为《匡时要务》。李又在武进、无锡、江阴、靖江和宜兴等地讲学,所讲内容被记录下来,整理为《两庠汇语》、《锡山语要》、《靖江语要》。康熙十一年(1672),李返回陕西。次年主讲于关中书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讲学,力主讲学自由,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的政策相对立。李所交皆一时名士,平生最为知己的是骆钟麟。骆为浙江临安人。

顺治十六年(1659)春,任周至知县,下车伊始,便到李颙草庐,竭诚造谒。骆钟麟崇敬李的学问和为人,在生活上大力资助李。次年,80余岁的关中理学家,大荔人党子澄,冒雪来周至求学于李。是年秋天,甘肃天水人菜溪严,前来访问,结成忘年交。顺治十八年(1661)初夏,蒲城70岁的王省庵,来周至拜访他.相谈甚为投机。康熙年间,学者顾炎武两次访问他,探讨学术。李颙的学问,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最为儆切”。李主张各取所长,重视实学,反对空谈,提倡明体适用。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并强调“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己!”李与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把“格物致知”的“物”扩大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赞同“非气无以见性”的观点,说:“言性而舍气质,则所谓性者何附;所谓性善者和从而见?”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被称为“海内大儒”;有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刻成《二曲集》46卷。其墓在二曲堡南。

人物成就

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关学人物

青年时代的李顒,读书涉猎广泛,凡经史子集、百家释道,无不阅览,熟读深思。按当时习俗,读书就是为了应举,而应举唯有读四书,习八股即可。李顒却博览群书,不为世俗舆论所动,既无家学,又无师承,全靠自学磨练,终于三十而立,卓然成为清初著名学者,自成一家,闻名关中。连当时全国著名大学者顾炎武也佩服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李顒与其他报有亡国的明末遗民一样,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仇视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统统斥之为“贼寇”。同时,他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满清入关对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无意功名,“顾惜名节”,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顒主讲,他谢绝了官府专为他做的小袖窄袍,他以“仆臣僚绅士,又非武弃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宽衣簿袖乃庶人常服。”仍然穿着“庶人常服”登上讲坛,给投降清王朝的汉官首先上了第一课。讲学不到三个月,鄂善便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李顒这种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关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关中的学者称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

学术思想

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

李颙主张“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他所说的“明体”,指的是弄通理论问题,就是要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他所说的“适用”,是指要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弄屯,乃至外国水法等等,并且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不可须臾分离。

李颙提倡“悔过自新”。他认为人性本善,因物欲蒙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恶道路。自古以来,学者名儒的理论车载斗量,但都未提出过“悔过自新”四字。他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明学术、正人心”,是李颙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今日之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他说:“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是他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所提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当时“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须加强教化,讲明其道德人伦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廉洁奉众、爱国忠君之心。

李顒在清初进步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反思理学,他曾写出《匡时要务》,著有《帝学宏纲》、《时务急策》等书。他对张横渠、吕经野、冯少墟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关学提出的“四为”远大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以极高评价:“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但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却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又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他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他专心研究濂、洛、关、闽之学,并与眉县李柏多次谈讨朱学和王学。李顒四十岁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讲学活动中,企图用教育的方法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使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

李颙学问渊博,造诣颇深,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建树。他的著作,在康、雍年间即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垩室杂感》、《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印成《二曲集》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现存陕西省图书馆。

实以足下,发明于易

李颙常常提到“归藏于坤”。坤地以内柔为象。因此,纯坤居首之《归藏》呈之于人者,乃归万象于内里,开辟晦塞而后心明。故李颙感之曰:“‘归藏于坤’,乃圣学第一义。噫,斯其为天根乎!”(李颙《二曲集》这当然是他“求易于己”的结论。但更是他倡导一切当“实以足下”、从“肯綮处”着力的易学前提。在他看来,人之实者,实在内里本心;“肯綮处”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所以,其“实以足下”要实在本心实在洗心无疑,其着力开刀处则要落实在人心疾患处无疑。非此,不足以谓之为大易;非此,则无异于空话而已:问《易》。先生曰:“不知。”又问。先生曰:“不知。”其人固问不已。先生曰:“子之问《易》者何为?”曰:“《易》乃经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经中之要也何为?”曰:“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则子之治《易》也,为诸名公而治《易》,非为己而治《易》也。不为己而治《易》,则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讨者,乃欲解众人之所不能解,发众人之所不能发,夸精斗奥,作一场说话而已。此其为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劳已!”(李颙《二曲集》第41页)

因此,李颙“为己而治易”,主张治易“实以足下”、“一味切己反”。恐惟如此,他才不为史家易家之所为,不潜心解易以易说易,而求易于己,用易于己;恐惟如此,其习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颇有获益。李颙所论涉及甚广。人性善恶,悔过自新,明体实用,匡时要务,几乎处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其中由易上发微者,屡见不鲜。而最为典型者,莫过“学髓”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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