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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何其芳“文革”期间的替代性创作方式
http://www.shigecn.com   2016-09-26 12:20:44   来源:文艺报   评论:0 点击:

何其芳翻译外国诗歌始于“文革”发生之后的1974年,他一边自学德语一边翻译德国诗歌。由于疾病的干扰,部分译诗还没定稿,何其芳就离开了人世。他的译诗稿在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去世后方由牟决鸣、谭余志和卞之琳等人收集整理后得以出版。

    百年何其芳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的话题,作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人,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便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1945年出版了诗集《预言》和《夜歌》。何其芳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同时也致力于建构中国新诗格律理论,是中国新诗史上少有的将诗歌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的诗人。其人其作早已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对象,但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德国诗歌的现象却很少进入学人的视野。尽管何其芳的译诗严格说来是“半成品”,(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但他的翻译行为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折射出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的心灵书写,是一种替代性的创作方式。

何其芳翻译外国诗歌始于“文革”发生之后的1974年,他一边自学德语一边翻译德国诗歌。由于疾病的干扰,部分译诗还没定稿,何其芳就离开了人世。他的译诗稿在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去世后方由牟决鸣、谭余志和卞之琳等人收集整理后得以出版。根据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选集》和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译诗稿》统计,何其芳面世的译诗共计57首,其中海涅的诗歌47首,维尔特的诗歌10首。从内容的角度统计,何其芳的译诗中有26首是对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抨击,有11首表现顽强的战斗/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有10首反映了诗人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诉求,有10首表现内心的孤独和对真诚情感的吁求。何其芳本来懂英文并能阅读法文,但他却翻译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德语诗歌,玄机何在?有人认为何其芳翻译德语诗是出于学习德文并达到“能直接读懂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的目的,又因海涅和维尔特是德国民主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诗人,前者曾受到恩格斯的赞扬,后者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遂引发了何其芳对这两位诗人的翻译兴趣。宏大的“无产阶级”立场也许会成为何其芳选译海涅和维尔特的动因,但译者个人的主观情思和审美取向也是决定翻译选材的关键因素。

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译者自身外语水平的局限,何其芳的译诗总体来讲算不上“杰作”,但他抱着十分虔诚的翻译态度,克服了超出常人想象的种种困难,为我们呈现出自成特色的译诗作品。具体而言,何其芳的译诗注解详细,很多时候超过了正文的篇幅,这有助于读者对译作的理解,是一种对原作者和译语国读者负责任的翻译态度。例如《谒见》这首译诗,何其芳为了让读者明白这首讽刺诗所叙述的故事,在译诗后面加了详细的说明:首先是从德国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谒见民主主义诗人格奥尔格·赫尔韦格的真实事件,然后再引用海涅写赫尔韦格的另一首诗《给格奥尔格·赫尔韦格》来说明这个历史事件。(何其芳:《何其芳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4-267页。)加上这些注释之后,读者再次阅读这首译诗就会具有现场感,更容易把握原诗的讽刺效果。

何其芳选译的诗歌一方面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他本人诗歌风格的影响。“其芳最初发表《预言》一类诗,还显出他曾经喜爱神话,‘仙话’的浪漫遗风。一九三六年在莱阳写诗,诗风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趋亲切,明快,不时带讽刺语调,虽然他没有海涅有时候表现出的调皮、泼辣。这倒正合海涅早期和后期诗的一些特色。所以他晚年对海涅诗入迷,完全可以理解。” (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代序)》)诗歌翻译活动是复杂多变的,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也与译者的主观审美趣味密不可分。译诗过程中的创作成分会让外国诗歌被动地跟随译者的意愿去实践或试验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主张,这就出现了闻一多、卞之琳与何其芳借助译诗来检验诗歌形式主张的特殊现象。值得提及的是,在新文学运动早期,很多先驱者力图通过翻译诗歌来证明新诗形式自由化和语言白话化主张的合理性,为新诗理论的“合法性”寻找证据,这种主观愿望也是导致现代译诗践行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重要原因。比如出于早期新诗语言观念的诉求,胡适、刘半农等提倡白话文运动最有力的人翻译了很多外国的白话诗,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宣称只翻译外国的白话诗,但他们对外国白话诗的偏爱透露出其希望依靠译诗来证明新诗语言观念。在译作《老洛伯》的“引言”中,胡适道出了翻译苏格兰女诗人林德塞(Lody A. Lindsay)作品的主观原因——该诗的语言带有“村妇口气”,是“当日之白话诗”(胡适:《老洛伯·引言》,《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因此翻译该诗可以支持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可以为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提供有力的证据。

翻译外国诗歌可以抒发译者的自我情感。“文革”期间,很多作家纷纷“转行”干起了消闲的杂事,何其芳“写诗歌唱‘北京的早晨’、‘北京的夜晚’,也无处发表。到‘批林批孔’的一九七四年,他显然跟多数人一样才清醒起来了。……开始热心译诗。”(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代序)》)所谓的“清醒起来”就是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创作的权利和自由,何其芳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借助翻译来表达他在“共名”时代的“无名”情愫。在创作环境不自由的时候,翻译作品可以用原作者的身份来掩盖译者的主观意图,从而逃脱社会的问责,达到表现译者情感的目的。卞之琳在《何其芳晚年译诗》代序中谈及何其芳的诗歌翻译活动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了解译诗的苦处,但是其中也自有一种‘替代性乐趣’。其芳原先能读英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能读法文,他可没有对我讲过他也译过诗。到文化大革命末期,他忽然热心译诗了,这大出我的意料之外。”这段话表明,何其芳之所以排除学习外语和翻译的“苦处”而开始译诗,主要还是在于他力图用翻译来替代创作。在“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里,因为抒发自我情感的创作空间遭到了无情挤压,于是转而翻译那些抨击现实、追求自由和光明的诗篇以慰藉被压抑的心理,就成为那个时代很多诗人无奈的选择。

何其芳的大部分译诗贴切地表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生活境遇。诗人曾经的生活就像“快乐的小船”,他和朋友们“坐在里面,无忧无愁”。但后来“小船破裂”,“朋友们不会游水脱险,/他们在祖国沉没灭顶”。《生命的航行》这首译诗不禁使人想起 “文革”期间,何其芳以及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政治波涛中,昔日安宁的生活不复存在,有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译诗《巴比伦的悲哀》中,当死亡在召唤诗人的时候,他给自己的亲人和妻子说愿意在“野树林”和“茫茫大海”上生活,尽管这些地方充满了野兽和怪物的凶险,但“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点,/我相信,还没有这么大危险!”何其芳1974年2月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他几乎进入了和海涅相同的情感体验中,他在“译后记”中这样写道:“为此诗所激动,突然心跳过速,后转为心绞痛,又服利眠宁,又食硝酸甘油片,又折断亚硝酸异戊酯一枚,吸其气味,折腾约半小时始好。”(何其芳:《巴比伦的悲哀·译后记》)因为翻译一首诗歌而激动得如此“惨烈”,足以见出德国诗人海涅曾经的生活遭遇以及对周遭生活环境的描写,是多么贴近何其芳这个东方诗人在“文革”期间的生活体验,于是他几乎一夜未眠地将其翻译成中文,借以表达对苦闷现实的控诉。

何其芳翻译海涅和维尔特的诗歌作品也是要为自己的格律诗主张树立旗帜,其译诗采用了原诗的韵脚和顿数,基本实现了他“整齐的顿数”及“有规律地押韵”的格律诗主张。(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因此,卞之琳说何其芳“在译诗上试图实践他的格律诗主张”,(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这个评价是有据可循的。在“文革”这个特定时期,何其芳等人的诗歌翻译顺应了其创作动因,译者借助这些译诗完成了自我情感的表达,从而使文学翻译在“文革”期间实现了译者的创作旨趣。(熊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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