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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海啸访谈:以诗歌抵制无边的喧嚣与虚无
http://www.shigecn.com   2014-07-19 16:28:05   来源:新诗代   评论:0 点击:

海啸:真正的诗歌是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胎记。在当前这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诗歌也似乎活活跃起来。不过,各种光怪陆离的表象构成种种大众眼中的诗歌现场,就像洛夫所言:水在后退,泡沫在前进。诗人应该保守一种精神自觉与文化自觉。



诗人海啸

  海啸:当代著名诗人,1973年出生于湖南隆回。1987年开始发表诗歌,代表作品有长诗“三部曲”(《祈祷词》、《击壤歌》、《追魂记》)及《暮雪》等,出版诗集《爱的漂泊》、《最后的飞行》、《海啸三部曲》,主编《中国当代诗歌选粹》、《朦胧诗精选》、《百年中国长诗经典》、《大爱无疆:我们和汶川在一起》、《美丽悦读:中国经典诗歌系列读本》(30卷)、《海子经典诗歌》等40余种。2003年创办《新诗代》并提出“感动写作”诗学理念。现居北京。

  ●"海啸体’来了,今天你‘海啸体’了吗?”你的诗歌《可爱的中国》曾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广为流传,随后被称为“海啸体”。这首仅15行诗歌的“海啸体”成为2011年流行语,并被媒体评选为“2011年中国诗歌十大新闻”之首。你是怎样看这首诗和这起诗歌事件的?

  对于《可爱的中国》,与那次所谓“海啸体”事件,一直以来,我都不愿意多谈。从诗歌本身来说,这首诗并无什么过人之处,无非是在特定的时机,更易被大众所“接受”的一首作品。我曾尝试过一些相对简单的诗,但并不多,难以构成整体性的风格。大众媒体的催化很容易造成误读与曲解,尤其冠以“海啸体”后,多少会让人产生某种非诗的图谋。之前出现过的某某体事件或者闹剧,让我产生本能的警觉,不过,我想说的是,这只是一首诗,一首属于海啸的诗歌。仅此而已。

  ● 你的长诗《海啸三部曲》成为新世纪以来备受关注与争议的作品,也是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史诗作品之一,在中国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的人看重它“心灵史”的成分,有的人看重它“乌托邦”的成分,如果是你来看这部作品,你看重的是什么成分?

  我更愿意将“三部曲”看成我某一阶段性的作品。一个诗人终其一生,其实就是为了“一首诗”的完成,或者所致力抵达的一首“大诗”的完成。我们对诗人的理解有个误区,认为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26岁便创作出了诗歌名篇《豹》,同样,法国诗人马拉美也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创作出了《天鹅》,海子写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仅仅25岁。而旅居加拿大的台湾诗人洛夫72岁高龄,仍然完成了长诗《漂木》,也是被公认为诗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在想,如果海子现在还活着,那么,他的诗歌成就显然是另外一种景观,他生前所建构的《河流》也好《传说》也罢,以及他的“七部书”,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座诗歌“宫殿”而不只是留下一片诗歌“废墟”(尽管有人将此比喻成“伟大的废墟”)。一个诗人的写作,天赋秉异自然重要,但后天的积淀才能真正成就自己。“海啸三部曲”呈现了我30岁之前的诗歌理想、观念,换到现在,我可能不会那样写,至少不会那么放纵自己。我不否定它对于我的意义,回想起来,我看中的正是当初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语言的真实。

  ● 2007年5月,韩国《环境工业新闻》报“中国新闻”版开辟 “中国诗”栏目,专门推介中国当代诗人及其优秀作品,到2008年底,“海啸专栏”才连载完毕。你是作为该报首推诗人,并精选出你的百余首优秀短诗作品翻译成韩语,国外媒体为中国诗人开辟诗歌专栏,专门发表一个诗人的作品,每期配发简介与照片,这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尚属首次。你的诗歌在韩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的诗歌在韩国连载了两年,至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自然无法感受。期间也有一些韩国留学生通过这一途径找到我,也无非是想与我探讨些汉语问题。后来也有机会去韩国访学,但当初因儿子太小还是主动放弃了。记得韩国有位著名诗人来中国,本来约好陪他一起登长城的,那天正好有事抽不开身,便委托一位朋友去机场接他并将最新一期的《新诗代》转赠给他,他极为惊讶地唏嘘起来:“办的这么漂亮,海啸是不是特别有钱?!”朋友电话中给我描述的这句“是不是特别有钱”当时就差点让我晕倒。“有钱”也就罢了,这位“国际友人”想让我约请北京某刊主编共进午餐,这位主编当然也是一位诗人,只不过与我诗趣天壤,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韩国诗歌现状我不了解,不过在中国,真正优秀的诗歌刊物无不是一些“穷诗人”办的?所以,我拒绝了那次见面。这件事让我隐隐有些不快。

  ●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诗人海啸的名字越来越成为一个醒目的标记。你有时会觉得海啸这个名字陌生吗?

  从开始写作第一首诗、到1987年在《诗歌报》上发表第一首诗开始,我就一直用海啸这个名字。包括我的同学与朋友,我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这个名字称呼我。后来也有人问我,这个笔名是否受另外某位诗人的影响。我只能哑然失笑。名字只是个人的标签与别人对自己的称谓而已,谈不上熟悉还是陌生。

  ● 你曾说:“中国当代真正的诗人不超过100位。”怎么去理解你的这句话?

  真正的诗歌是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胎记。在当前这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诗歌也似乎活活跃起来。不过,各种光怪陆离的表象构成种种大众眼中的诗歌现场,就像洛夫所言:水在后退,泡沫在前进。诗人应该保守一种精神自觉与文化自觉,才能有效抵制无边的喧嚣与虚无。关于“中国当代真正的诗人不超过100位”,这句话来源于《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我的一次采访。当然,每个人对自己心目中诗人形象的定位都不一样,这句话只是代表了我个人的理解。

  ● 你主编《大爱无疆:我们和汶川在一起》诗集,短短七天,从组稿到出版,创造了出版奇迹,这本诗歌写满了沉甸甸的爱、写满了对逝者的哀思和重建山河的寄托和希望。在大灾大难面前,诗人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是什么?

  在民族危难乃至巨大灾难面前,诗歌成为了情感渲染或宣泄的方式与途径。这本诗集的所有发行收益全部捐献给了灾区,这也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将“地震诗歌”归纳为一种文化层面,或者社会层面上的“诗歌事件”我觉得更合适。“汶川地震”已整整过去了六周年,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冷静思考曾经的诗歌风暴,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由此回到诗人的责任和担当,这显然是个沉重的话题。就这个问题,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教授、诗人西风(当时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曾在2006年对我本人的一篇访谈中,针对他“当代诗歌究竟应该承担什么,不应该(不必要)承担什么?”借此机会我重述一遍:“我觉得承载可能更恰当些。承担更侧重于诗歌外的‘重量’,古往今来,中国诗人已承担够多的了。诗歌的写作应该注重于心灵,向‘内’,而不是向‘外’。把诗歌当成武器、工具、教义或准则,都是不正常的,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疯狂与变态。如果必须要承担,就去承担那些该承担的:光明、梦想和黑夜。”

  ● 如今,诗歌的门槛看起来很低,在自媒体时代,谁都可以写下所谓的“诗歌”,谁都可以自封诗人。在你看来,“诗歌”与“分行的文字”,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再就是,你怎样看待“网络诗歌”或“网络诗人”?

  与其它艺术门类不同的是,诸如小说家、散文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等等,唯独诗人称之为“人”。说到底,这个“人”字是有所指的,也就是时刻提醒诗人们要说“人”话。这就构成了一种误会,许多会写几句分行文字的人,也就是“写诗的人”,便以“诗人”自居了。就像唱歌,每个人都能哼几嗓子,我们总不至于把那些会唱卡拉OK的人称为歌唱家吧?把会写字的人称为书法家吧?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写“分行文字”的人称为诗人吧?这个时代太多卡拉OK式的“诗人”,由此让诗人这一身份或称谓变得日渐模糊。

  关于“网络诗歌”与“网络诗人”概念,我始终认为是个伪命题。网络作为传播载体,和以前的黑板报、手抄本、乃至油印小报的功能有着相似性。也可以这么理解,在某个黑板报上,同时刊登了两个人的诗,一个是我们所熟悉的某个著名诗人的诗,而另一首则是某个小学生的诗歌习作,我们当然不能将他们“统一”称为黑板报诗人。像《今天》杂志也开辟了网站与论坛,我们也偶尔能看到诗人北岛在网络上发表文章与诗歌,因此,北岛的诗很可能会与某个或某一群诗歌爱好者的诗并列在一起。我们总不至于,把在网络上(包括博客与微博、微信等)发表诗歌的人都称为“网络诗人”吧?和网络小说不同,网络小说是网络时代衍生的文学“商品”,而诗歌很难“等价交换”。网络上的诗不见得就是“坏”诗,而公开发表的诗并不见得就是“好”诗,关键在于阅读者的体验与辨识。很多人也试图谈论诗歌的标准问题,这当然很难判定。如同我们对美的判断,是一种情感基因与文化基因。诗歌的奥义也在于此。

  ● 2014年5月10日,你惊闻诗人卧夫死亡的消息后,你写下了题为《死亡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诗歌。面对越来越多的诗人自杀或者离世,作为一名诗人,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告慰逝者、安慰生者?

  得知卧夫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那天我正好从北京赶往湖南岳阳湘阴县去看望好友周瑟瑟,他的父亲5月6日凌晨不幸去世。在返回长沙的途中,接到周瑟瑟打给我的电话。他从微信上得知了卧夫离世的消息。我当时的反应以为是意外事故,下意识对身边的朋友说:不可能,除非是出了车祸。没想到卧夫却是以这么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我们。“这个时代盛产谣言,也批量生产/死亡,一匹孤独飞驰过/二百迈的野狼,铺毯成一张/最悲伤的诗卷。”在这首《死亡是一种行为艺术》中,有人对其中的“二百迈”表示费解。在这里我顺便提下,有次几个朋友一道去北京郊区,在回程的京承高速路上,卧夫开着车一路风驰,车速数次超过了两百迈,当时感觉车都要飘起来了,把坐在他身边的我吓得半死。

  卧夫很单纯,是个热心人,他写诗,也摄影。但凡诗歌方面的活动,我们总能看到他高高大大,却又略显落寞的身影。我总觉得,北京并不适合他,尤其他常年呆在了宋庄。宋庄是个奇怪而又危险的场域,大家都清楚,那里聚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与艺术家,同时也夹杂了太多的江湖混子。朋友们也都知道,他有一些钱,人又爽快,自然也就难免上些当,受到伤害。有次和卧夫喝酒聊天,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别太把诗歌当回事。诗歌和生活是两回事,一旦混淆不清,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魔咒”中去。他生前受海子影响很大,也为海子及他全家做了些事情,包括修葺海子墓等,也或多或少受到某些误解与质疑。

  打个不太恰当却又最形象不过的比喻吧,诗歌如同你心目中心仪的某位女子,就如同林志玲吧,你心里面喜欢她甚至暗恋她,当最终发现她并不爱你,甚至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就以为是她抛弃了你、辜负了你。其实,林志玲和你我真的一丁点关系也没有。诗歌也如此,就像林志玲,也并不是一厢情愿就可以了的。这和爱的程度、付出多少毫无关系。在这里,并不是出于对卧夫的不敬。对于他,我们可以将离开我们的这个卧夫看成是病人卧夫、车夫卧夫、摄影家卧夫或者是别的卧夫,刻意去强化一个诗人卧夫并不可取。尽管选择死亡是一个人的权利,但他身后毕竟还有为他悲痛欲绝的亲人。逝者如斯,我更愿意相信,他的死,包括当年的海子,和诗歌并无关系。记得有次在海子的一次研讨会上,海子生前的同事,中国政法大学某位教授以“证据学”的方式对海子的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甚至怀疑,在诗歌界内部,是不是存在“死亡俱乐部”的地下组织。显然,这种“俱乐部”并不存在,但他的质疑值得我们深思。海子之后,不断有“自杀诗人”浮出水面,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一极端方式背后的某种“共谋”和“效仿”。这种诗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现象的连锁反应,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尊重亡灵是要我们去追溯与还原真相,避免悲剧不再重演。

  ● 在《诗选刊》评选的“第二届最佳报刊诗歌编辑”中,你榜上有名,《新诗代》展示了一个出色民间诗歌报刊的风范。近年来,民间诗歌报刊和网站真如雨后春笋,你认为这些“雨后春笋”为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不仅仅是诗人,中国文人对纸的迷恋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多少让人多了几分安慰。如此一来,将文字变成铅字也就变得情理当中了。大量诗歌民刊的出现,成为中国诗歌界一道独特的风景。我们曾经对民刊与非民刊的区分无非如此,有公开刊号,有主管或主办或挂靠单位,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政府拨款(救济)的刊物,以及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固定编辑队伍,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有工资、补助、失业保险等等一系列生活保障的刊物从业人员。而民刊呢,无非是那种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发行,没有出版刊号或书号,也没有那些可以领取“工资”的编辑队伍所选编的诗歌印刷品。用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非法出版物。不过,现在二者的区分已产生了根本改变,很多诗歌民刊都是通过公开出版的形式登上了“大雅之堂”。我所理解的民刊(民间诗歌),其实是一种精神的操守,独立、开阔、包容。北岛们的《今天》就不用说了。像诗人谭克修主编的《明天》,中岛主编的《诗参考》,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等等,这些当然是“民间”的。《新诗代》创办至今,其实也是遵循了这一标准:自始至终植根于诗歌的土壤,并坚持着独立的诗歌品质和精神向度。

  ●2013年“首届贵州诗歌节”的举办,你认为对贵州文坛来说,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那次诗歌节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有幸参加了“首届贵州诗歌节”,这次诗歌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尤其是“诗歌节”的举办,是一次集中交流的绝好时机,同时对贵州诗歌的推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记得那次“诗歌节”期间,晚上的朗诵会正赶上了一场大雨,当时我正严重感冒,我是裹着棉被在台下看着漠血、李笠、南鸥、潇潇等诗人顶着雨水激情朗诵。尽管那时观众寥寥,但我却认为是一次最为盛大、也最为“奢侈”的诗歌朗诵会。真正的诗人与诗歌是不适合朗诵的,他们可以面对山川、面对河流,甚至面对草木和雨水,唯独害怕面对熙熙攘攘的观众。我不喜欢那些字正腔圆、激情四射的朗诵,甚至有种本能的厌烦。不仅仅是我本人,相信很多诗人都有这种体会:有一种尴尬甚至痛苦莫过于在酒桌上被人逼迫朗诵诗歌。这种感受如同大庭广众之下,一对恋人必须面对众人表演接吻。(来源/贵州民族报·高端访问访问人/马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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