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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专访:寻找时代精神的风向标
http://www.shigecn.com   2014-07-19 16:20:38   来源:大众日报   评论:0 点击:

在我们的印象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时,诗歌的预言性、真实性和超前性等“先锋”特点非常鲜明。相较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尽管打工诗歌、高铁诗歌、“梨花体”等也曾引起舆论热议,但诗歌的面孔似乎有点模糊。从诗歌的起落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怎样的时代变迁?

  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当人们忙于对一个个热点新闻、社会事件以及文学噱头“点赞”或者“拍砖”的时候,或许我们也需要另外一种精神的安放形式,即对生命、生存、语言和诗歌的深入思考。
   在我们的印象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时,诗歌的预言性、真实性和超前性等“先锋”特点非常鲜明。相较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尽管打工诗歌、高铁诗歌、“梨花体”等也曾引起舆论热议,但诗歌的面孔似乎有点模糊。从诗歌的起落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怎样的时代变迁?同时,面对着匆促变换的时代,诗人又该如何旁观和介入?就这方面的问题,本报专访了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霍俊明。

     上世纪末社会语境进一步突变,诗歌降低了长时期的精英身段和幻觉,而与大众和公共空间发生了交互:
   本版编辑王敏超(以下简称“王”):对很多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历程有完整经历和观感的人来说,上世纪90年代是个分水岭,此前一个时期往往被命名为理想主义年代,此后的年代被命名为现实主义年代,或者叫利益年代;此前的标志是舒婷、北岛,甚至是更为久远的戴望舒、泰戈尔,此后的标志则是充斥媒介的各种商业广告。您怎样看待时代之变迁和诗歌之浮沉?

  霍俊明(以下简称“霍”):时代和历史总是对诗歌和诗人充满了各种误解和偏见。在很多人看来80年代是诗歌的理想年代,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诗歌和诗人就堕落了、务实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有些可怕。
   确实,文革后期尤其是70年代末期,北岛等人的“今天诗群”以及西南等地的先锋诗人开启了崭新的诗歌时期。这一解禁和融雪过程中的诗人是幸运的。他们在诗歌中寻找启蒙,寻找人性,寻找自由,寻找爱情,寻找远方。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有远方的时代。远方代表了理想,新奇,冲动和未来。整个80年代的先锋诗歌和校园诗歌是有理想的,甚至是青春期冲动驱使下的理想。正如当年一个诗人所悲愤地说的,一切都如被颠倒过来的望远镜,一切变得模糊、陌生而遥远。1990年代确实是一个与此前不同的诗歌时代。这一时期的诗歌日常化、叙事性和戏剧化明显增强,但这一时期的中国诗人仍然在向西方的诗人致敬,甚至连诗歌中的雪都是俄罗斯和异域的,而不是本土中国的。说得通俗点,这一时期中国的诗人仍在影响的焦虑下成长,几乎每一个中国诗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或多个西方诗人。这种对话性基本上在整个90年代一直延续。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末社会语境的进一步突变,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得诗歌的形态、风格以及生产、传播和接受都发生了近乎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体上而言十几年来的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正常期,并且整体水平都在提高。网络作为媒介只能是中性的,而它带给诗歌和诗人的影响也是双重或多重的,可以说喜忧参半。因为媒体和平台的放开使得泥沙俱下的东西太多了。写作难度正在空前降低。而2005年博客的出现以及此后的微博、微信都使得诗歌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甚至诗歌已经降低了长时期的精英身段和幻觉而与大众和公共空间发生了交互。比如微信平台的“为你读诗”等都对推动诗歌的传播和大众化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诗歌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这一点可能仍然有效,但是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也使得诗人必须放弃固步自封和自以为是的积习。
   我想强调的是,诗歌没有进化论。我们不能说现代的诗比唐诗还高级,如果谁敢说出这句话,那么不是疯子就是白痴。因为每一个时代面对的诗学和现实问题不一样,诗歌应该提出和解决每一个时期的诗歌问题。再次强调,诗歌和文学,从来没有进化论可言。当然,有时候出现倒退倒是不争的事实。
   王:去年,深圳中心书城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成百上千的市民前来捧场。今年,北京地铁4号线的车厢、电梯以及站台上,多了120多张精美的诗歌海报。近年来,诗歌界呈现出一种难得的热闹景象。以您的见闻和观察,诗歌热是否又回来了?诗歌回归是必然的吗?深层原因在哪里?
  霍:“诗歌热”和“诗歌回归”的说法都不太准确。只能说诗歌曾远离了读者,或者说读者曾远离了诗歌。但是,诗歌一直都在那里,也一直在随着时代变化。当然,诗歌活动和现象现在是杂花生树、五花八门。值得记住的诗歌活动多并不代表着诗歌的繁荣。
   你说的深圳中心书城的诗歌朗诵会是“第一朗读者”活动。说是诗歌朗诵会还不准确,是诗歌跨界活动。这个活动已经做了两年了,从2012年开始。我是其中的参与者,策划、学术总主持以及现场活动主持。这一活动在国内有很多开创,这得感谢深圳戏剧家协会的从容女士,她是这一活动的首创者和策划者。这种开创在于不仅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诗,还有诵诗,歌诗以及演诗。而最大的突破在于是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的真正融合,从而打破了以往诗歌的小圈子化。
   “第一朗读者”是适应时代的产物。在当今的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在娱乐、消费的多元文化选择尤其是手机APP、微博和微信形成的“粉丝文化”和“中产趣味”这样一个背景下,年轻的读屏一代倾听诗歌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丧失了艺术听觉的能力。而以往单纯的诗歌朗诵会和一般的诗歌沙龙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时代发展和公众对于文化创新的精神需求。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出现了诗歌多元化的与公共空间、大众结合的崭新形式。而早在2011年,由陈传兴、陈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等5位台湾导演执导的诗人纪录片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包括林海音的《两地》、周梦蝶的《化城再来人》、余光中的《逍遥游》、郑愁予的《如雾起时》、王文兴的《寻找背海的人》、杨牧的《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则以影像视觉化的方式对诗歌传播形式予以大胆突破。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被誉为台湾21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记录,文学与电影的火石交会,台湾影坛最深刻的文学电影。
   一个悖论是诗人既希望表达自我灵魂的诉求和对社会的关注,同时又希望更多的人来理解。但是当他们的诗歌真正进入了公共空间,接触到所谓的“大众”的时候,他们反而有些不适应甚至是非常尴尬。真正进入广场和公共空间的时候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传达,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我的诗歌能被他们接受吗?”“这些人都是谁,他们懂得诗吗?”当2013年“第一朗读者”第一场活动在深圳中心书城举办的时候,当成百上千的市民(注意不是专业的诗人和阅读者)坐在我们面前的台阶上时,很多诗人、评论家和朗读者都懵掉了。这些“大众”不再只是大学生、不是什么诗歌学的博士、硕士,也不是专业的阅读者,他们就是市民,有老太太、有老大爷,还有很多小朋友。很多市民抱着孩子站着看活动。面对这一切,你如何让你的诗和他们发生关系呢?我们来如何评价诗歌?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传播诗歌?包括如何来演唱诗歌以及表演诗歌?
  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诗人从容发起的“第一朗读者”是诗歌跨界传播的代表性活动,国内第一个诗歌跨界传播基地也在深圳剧协诞生。2013年第二季的“第一朗读者”充分利用其它艺术形式,通过读诗、演诗、歌诗、评诗的多样化方式以及强烈的现场感和多元互动进行诗歌跨界传播的探索和试验。诗歌跨界既是对诗歌传播形式的拓展,又是利用立体化的艺术手段二度阐释和再造诗歌的空间。“第一朗读者”在深圳中心书城以及飞扬971电台这样的公共空间实现了诗歌与大众的互动与相互理解,将诗歌推向各个阶层和群体,真正在公共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有效传播诗歌,并使受众真正最大可能地接触诗人和视听诗歌。这在很大程度上以大众化和公共化的方式促进当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和经典化,消除了一般意义上朗诵会和沙龙与公众之间的隔膜,从而在新媒介文化语境下对诗教传统予以创造性接续。多样化舞台形式对诗歌的重新理解和阐释以及诗人与公众在现场的直接对话和碰撞都使得诗歌利用新媒介的跨界传播成为现实。著名诗人西川就“第一朗读者”活动指出“我在国内外参加过很多诗歌活动,像这样具有先锋精神的综合性艺术表达现场只能深圳做到。具有戏剧经验的团体做到。”“第一朗读者”首次尝试将诗歌、戏剧、音乐、演唱等多种艺术元素集合于开放性的沙龙活动之中,以朗读和唱诗的耳感以及舞台等立体化的视觉感官,呈现出新时代文化语境之下诗歌传播的心的探索的可能性。这一特殊的跨界诗歌活动真正突破了一般的诗歌朗诵会和小圈子诗歌沙龙的封闭性、狭隘性和精英性,真正地打造了新世纪文化语境下诗歌传播的新形式。
   “第一朗读者”规避了以往诗歌沙龙的小圈子化,从而能够让诗歌以此方式面向公众和社会。这能够让广大的市民和各个阶层的人在与诗歌的密切接触中听见诗歌,看见诗歌,领悟诗歌,热爱诗歌。诗歌是灵魂的声音,诗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精神的风向标。关于诗歌如何与大众和学生教育结合已经成为近年来诗歌界关注的焦点。
    有汉语,就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诗歌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良心、先知和报警的孩子
   王:诗歌,或者以诗歌为标志的审美情趣,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意味着什么?
  霍:记得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说到中国诗歌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没有诗歌,就没有未来。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应该是如此。美国诗人布罗茨基也说过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诗歌的传统尽管经受了诸多挑战但是一直在延续。这一传统不仅是指向文学的,更是指向了文化、历史、民族心理等诸多层面的。所以诗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反过来无论是诗缘情的传统,还是诗言志的传统,它们都一起构成了不同功能下诗歌的意义和价值。
   王:在1980年代的“诗歌热”中,年轻人的形象非常鲜明,“弹着破吉他,提着空酒瓶,大声朗诵着北岛、顾城的诗句”。相形之下,现在的年轻人遭遇的现实压力似乎很大,赋诗吟咏似乎是天外来客。这个时代好像已经没有多少诗意可言了。当代中国人,或者说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需要诗歌吗?
  霍:任何时代都需要诗歌!80年代诗歌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生命精神的需求,那时候诗歌起到了再次启蒙以及激励自由、确立自我的作用。而说到当下青年人遭遇现实的压力,难道比文革中的地下诗人以及北岛和黄翔等人受到的现实的压抑甚至迫害还要深吗?这只是一种表象。
   赋诗吟咏对于当下的很多青年人来说并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成为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支撑。2000年以来出现了所谓的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农村诗歌以及抗震诗、高铁诗等等,就写作人数和诗歌数量来说是空前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肯定是有的。先不说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热潮自身的质量和水准如何,我们必须追问的则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需要诗歌。如果说这个时代没有诗意,那么就恰恰更需要诗意。反过来,网络文学、电子游戏对当下青年人的阅读和生活影响很大。但是当我们看到诗歌仍然每天以成倍增长的数字出现的时候,我们难道还说我们不需要诗歌吗?这是个伪问题。
   我刚刚在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作了一次诗歌讲座,到场的有二三十人。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看起来与诗歌没有关系的单位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当我提问还有多少人现在读诗歌,那些举起来的手臂也再次证实了诗歌一直是在民间和大众中生长的。诗神永远都存在着,它眷顾谁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有时候越是紧张和高压的无诗意的时代恰恰是诗歌迅速成长以及高速普及的时期。不要再担心诗歌的读者和诗歌的前途了!有汉语,就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诗歌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良心、先知和报警的孩子!
    乡愁并不带有某种道德优势。
   我们不可能超越当下,也不可能回到过去
   王:您曾经提出,“写作就是在寻找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本源”。随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狂飙突进,乡愁成了时代的集体情绪。其实不光是在“城、乡”之间,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久了,现代人往往怀念单纯、宁静、稳定的古典生活。那么,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诗歌承载了怎样的记忆与乡愁?
  霍: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乡愁”成了每一个人不能回避的尴尬命运。习近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一种期望。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使人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五光十色而又精神不自知的境地。
   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写作者实实在在地经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激荡与写作困窘状态。在逐渐高耸而同一化的城市建筑背后是曾经诗意的、缓慢的、困顿的乡土。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以及经济利益铁臂的驱动中,曾经温暖熟悉的故乡、家园都破碎成了旧梦。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现实面前,写作不能不与之发生对话甚至摩擦、龃龉和碰撞。“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曾经让中国的作家在语言中一次次重建精神的栖居之地。然而对于突然出现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景观,很多写作者仿佛像被空投一样从乡村抛掷到城市的陌生空间。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是否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共识度和认同感?实际上西方同样经历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愁。
   我想强调的是,乡愁并不带有某种道德优势,或者说具有了乡愁写作就变得高级和重要了。对于写作而言,这种乡愁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超越当下,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如何将这种古典农耕文明的乡愁转换成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入的思考、自省以及发现性的追问才是最重要的。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新世纪的这十几年,写乡村和写城市的诗歌都太像了。简直就是互相复制,当然也是彼此取消。这种同质化写作的出现正是源于这些诗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所谓的“乡愁”都是表层化的、肤浅的,而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乡土、城市、时代和内心的深处内核。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在我看来基本上丧失了远方精神和理想化心理。因为在一个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已经没有差异性的地方可言了。诗人越来越关注日常的细节,关注自我戏剧化。当然这十几年来诗歌写作的伦理化和道德感越来越强。这也是双刃剑。诗歌接地气了,中国化和本土化了,具有了及物性和活力;但是新闻化的现实奇观也使得这些接近现实的写作变得愈益艰难。更多的诗歌成了道德化的泪水和疼痛的控诉,成了新闻的廉价替代品,成为了现实的仿真器具。
   现实感,想象力,尤其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写作的难度正在考验着当下成千上万的诗歌大军。能够过独木桥的,才有资格接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王:如今,各种新媒体形式涌现出来,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的深刻改变,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与现实生活会发生怎样的互动?
  霍: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诗歌与现实生活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但是当我们对一个个热点新闻、社会事件以及文学噱头盲目点赞或者扔板砖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借机发泄或者自我放纵。深入思考生命、生存、语言和诗歌的机会确实越来越少了。媒体是中性的,关键是那些利用这些工具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新闻和资讯敞开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地进入了一个数据共享的大数据时代。但是我们也应该想想,在非虚构的时代诗人该如何重新插上想象力的翅膀,而不是扮演社会新闻事件的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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