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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再生的“地方”与“山民”的黄昏
http://www.shigecn.com   2012-04-06 10:04:10   来源:文艺报   评论:0 点击:

我想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不会“诗出无名”,同样刘福君写作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巨大的底座——“上庄”。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拒绝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而问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诗歌已经呈现出看似自由实际上却不断趋同化的写作趋向。

——读刘福君组诗《上庄人物》

  刘福君大体和其他同时代诗人一样经历了政治、农村、贫困以及现代城市、机器和欲望的轰鸣。可贵的是刘福君在诗歌面前时时担当了一个冷静的沉思者和审慎的观察者。他在时代巨大而混浊的声响中心无旁骛地准确测量着这个纷扰的年代,也在时时的眷顾已经远远逝去年代的人世沧桑。刘福君近期的组诗《上庄人物》就呈现了一个由“小地方”而生发出来的具有现实感、寓言性和历史想象力的图景。“上庄”作为精神性的“地方知识”经由想象和再生而成为诗人的“母体”,这甚至成了刘福君多年来诗歌写作特有的一种呼吸与精神成长方式。

  我想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不会“诗出无名”,同样刘福君写作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巨大的底座——“上庄”。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拒绝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而问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诗歌已经呈现出看似自由实际上却不断趋同化的写作趋向。换言之,中国当下的诗歌不是个性越来越明显,而是被置换和消费的部位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分不清张三和李四的区别,分不清河北和北京的区别,分不清南方和北方的差别。海德格尔曾强调的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去探询河流的源头,但是我想,合格的尤其是优异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诗歌话语的方式反观、回溯甚至命名、发现、挽留和“虚构”一个不断远去和受到挑战文化地理的“故乡”与“出生地”。基于此,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地方产生了作家,而是作家通过写作产生了一个个“故乡”。而这个“故乡”和“出生地”又是如此胶着地与个体生命、现实境遇和历史烟云融为一体又相互打开。在刘福君这里,时间、记忆同“上庄”温暖而疼痛地胶着在一起,诘问和喟叹不时发出低闷的声响。记忆似乎成了一场场不经意间播放的默片,唤醒的是陈年往事和脆黄年代曾经的鲜活与过往。

  刘福君面对的现实和想象中的“上庄”,它以空前疼痛的方式刺中了一个又一个被怀念塞满的隐忧的灵魂。刘福君的乡村死亡叙事是与山民和家族故事连在一起的。而这些斑驳不堪光阴中的乡村亡灵承载了沉重异常的历史,而这历史在刘福君这里得到的是最为个性化的呈现。换言之,刘福君以有别于以往宏大历史叙事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廓清了乡村以及乡村死亡的尘霾,还原出了乡村和生存的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福君的“上庄”中有大量象征性的地方性场景。这一个个带有土味、咸涩味和庄稼味的“地方”,更多是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家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在欲望和虚无夹击中“向后眺望”正是诗人的选择,而强大的诗歌精神和“出生地”的根性元素却都尴尬地成为“空荡荡”的被追悼的词。具有开阔的容留力和不断盘诘的摩擦甚至疼痛场景的诗歌在刘福君的“上庄人物”中并不乏见。而正是因为“地方性”在一些诗人那里可贵的恢复和重新确立,这些诗人的“地方诗学”也呈现出了个性化和差异性,以及不可替代的有效性与重要性。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为金钱感动得流泪的人,而是缺乏一层层剥开时代洋葱而泪流满面的人。我在刘福君以“上庄”为核心和精神“基地”的诗行中看到了日常化的真实的生存场景和想象性的“地方”场域。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置大量的戏剧性、想象性,但同时更具有强大的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场景中现身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可观的心理能量。

  一个时代宿命是,刘福君成了“乡愁”的携带者和方言“母语”的“腹语术”的练习者。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乡愁”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故乡的留恋和反观,而是更为本源意义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业时代景观中一个本真的诗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隐忧者的人文情怀和酷烈甚至惨痛的担当精神,以及面对逝去之物和即将消逝的景观的挽留与创伤性的命名和记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显豁和噬心的问题。换言之,历史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兼具时代和生存的历史性。那么,与这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所牵扯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个体的精神成长史,也是一个地方、一段历史的个人化记忆方式,比如“与鬼子拼死八年的故事/你给我讲了很多很多/三年内战/你却一句也不愿多说”(《“五虎之一”雷永顺》),“我把这些写进作文/老师同学都夸我写得形象生动/但我没写你是‘富农’出身/没敢说你挨过批斗,是‘牛鬼蛇神’/因为你和大家一样/吃不饱饭,一样天天劳动/一样拖着一条看不见的穷根/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篇作文/只是时间久了,纸也开始发黄/字迹模糊,我摸过的地方/越发模糊”(《作文里的老姑爷爷》)。个体所经历的岁月和历史,正如梦游的远山和流水不断浮现于诗人的记忆与诗行之中。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回乡偶书”吗?刘福君则在《上庄人物》中不断在个体、现实与历史中反复捶打,他雕凿着一个人的山地志模印,接续着一个“地方山民”的根性记忆和一个诗人的灵魂隐忧。值得注意的是刘福君近期的诗作“上庄人物”命运的“本事”色彩和想象的创设图景。而刘福君的诗歌自觉地与灵魂、现场、地理、生存、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多层次的精神交叉和不停的摩擦。这些带有乡村背景的图景在理想主义乡土晚景的失落和后工业时代欲望勃起的夹缝之中显得落寞而尴尬。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刘福君写作“上庄人物”这一题材视域的难度与巨大挑战。因为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打工、草根和乡村题材成为新一轮的道德神话和时代圭臬,跟风的、复制的、矫情的所谓“民生”写作铺天盖地。相反,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个性的,既具有个人深度又具备时代高度的诗作却乏善可陈,数量和质量之间出现了如此反讽的时代图景。刘福君却在真正意义上从生命和语言的临界点出发,从血脉的根性出发抒写“上庄”山地繁复的气象,铺展开剪不断但又犹疑的文化地理学上的“乡愁”。从农耕情怀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沦落到此后急速推进的工业时代,尽管刘福君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一直存留着一个黑色精神“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

  而刘福君的《上庄人物》尽管个别诗作存在着一些缺陷,但从整体而言,刘福君的这些诗打开了个体、家族、命运、生存、当下和历史之间的错综通道,具有着为同类诗歌带来写作启示性的意义。与一些时下所谓的“新乡土”诗人比较,刘福君的“上庄人物”诗没有伪饰的涂抹和虚假的呻吟。这些诗在富有象征性的场景设置和个人感怀的具体意象的创设以及情感的抒发上都相当准确而具有感染力。我想,刘福君诗歌中之所以出现后顾式的故乡和乡土影像,更多是来自于本能和本源性的语言与生存、生命之间的相互感召。在这些平凡的人物面前,诗人感受到的不仅是时间给予的真理和灰烬、生命的馈赠与最终剥夺,更有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与盘诘。

  面对这些来自“小地方”“上庄”的人物和图景,面对这些陌生或熟悉的命运,作为阅读者只需要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细读这些风貌迥异的心灵图景与灵魂地形。而我一次次感受到的是“因内部的流淌而负重”的诗行和灵魂的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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