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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http://www.shigecn.com   2011-11-03 19:12:57   来源:新诗代综合   评论:0 点击:

我国本有文史不分的传统。陈寅恪等前辈学者更把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陈寅恪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在研究元白诗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研究方法就在当时对古典文学界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大家认为只在史学上作出了贡献。

    四

   八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钱钟书的影响极大。虽然一般人学不了他的渊雅、睿智,但是他所提倡的重理论,重语言与艺术分析的学风,可以说是风靡了十年中国学界。一些优秀作品确实使沉闷守旧的古典文学研究界放出光采。但是,陈寅恪所批评的“浪漫文士” 作风,“呼卢成卢,喝雉成雉”的画鬼术,人天牛鬼的比较法⑾,确也到了可笑的地步。九十年代,久被遗忘的陈寅恪的名字重新被人们不断提及,变得较为成熟稳健的学界开始寻觅接续原先的学统,一个被“造”了“反”的范式“,重新藉助着陈寅恪的名字复苏了它的生命。这里只举一个证明,一项获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资助的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本有文史不分的传统。陈寅恪等前辈学者更把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陈寅恪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在研究元白诗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研究方法就在当时对古典文学界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大家认为只在史学上作出了贡献。前十七年中,由于重观点轻材料的偏向一直在起作用,大家往往满足于就文论文,仅从具体作家的政治倾向或具体作品的内容发议论,不太讲究史料的翔实,有时还将清代的朴学人微言轻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烦琐考证”学风而加以批判,这对文史不分的传统学风起了破坏或阻碍作用。近十年来,学术界力反蹈空之弊,陈寅恪等人的治学方法重新得到确认,文史不分的传统也得到了继承的发扬⑿。
    我们将这番话与钱钟书1978年意大利演讲稍加对读,不难发现,河东河西,学风已转。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对实证主义“造反”之“造反”。实证主义在诗学研究领域的复苏,集中体现为复苏了对于诗歌文学中所体现的历史真实的兴趣。历史真实在这里有两点要义,一是晚期陈寅恪范式,即一个研究对象中时、地、人三要素的密扣。在《柳如是别传》的《第一章 缘起》中说:“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此书释证钱柳之作,只限于详考本事”。另一要义是早期陈寅恪范式,即“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诗歌文学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艺术、美学与理论的文本,而更应是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的辐集:社会风俗、伦理问题、宗教习尚、制度文物、妇女生活、政治军事事件、民族关系等等的文本。当然不是附会与拼接的关系,而是如水乳交融。陈寅恪以诗所证之史,恰是有机文化史。文化史兴趣的浓厚是对空疏单一艺术美学取向的反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欣赏陈寅恪早期与晚期的诗学名著,不能不承认陈的研究方法的确能够使读者真正深入了解诗人的旨意与诗意的深美。真正了解早期陈寅恪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于诗歌究竟与历史真实相干不相干的问题,不会再持一种断然的否定态度。而真正了解陈寅恪晚期的研究成果,也使我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深究与艺术美感的获得究竟相干不相干的问题,也同样不会持一种肤浅的否定态度了。学术史的发展往往昭示我们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十分不同的一个特点:一个真正成功的学术范式,往往不会被后起的范式完全取而代之。往往某些更为恒久的学术要素,虽然一时不会被不同的学术共同体成员分享,但将来未必不可以由新的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分享。
  
    五 

    对于诗学,陈寅恪最大的贡献可能正是证明了中国诗与西方诗根本的不同。西方诗长于宗教性的体验,中国诗长于现实人生的体验。像法国诗人瓦雷里《年轻的命运女神》、英国诗人艾略特《荒原》、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都是极富于宗教性经验的诗歌。这样的诗在中国古代是绝不可能出现的。陈寅恪说:“支那民族素乏幽眇之思”⒀。又说:“少陵为中国第一等诗人。”⒁中国诗最高的典范是杜甫。杜甫的诗歌既是个人的生命年谱与生活日记,同时又是唐代社会的诗体年谱与历史实录。从杜诗中可以读出诸如安史之乱、藩镇胡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读到诸如吐蕃攻占长安、西蜀动乱等具体历史事件的生动内容,可以读出唐代政治制度与人事制度、军事与财政等隐秘情况,甚而可以考见唐代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丰富材料,至于唐代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的心理、愿望、情感、性格、亦是杜诗充分表现的对象。尤为重要的是,杜诗中表现了唐代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灵魂。这是一般人的研究无法达至的地方。而陈寅恪对杜诗的研究,正是深入发掘杜诗与唐代社会的生命般的联系,凸显杜诗的文化性格。譬如《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问题》《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三篇,所关注的正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即“种族”与“文化”两大要义。所指向的问题方向,正是关乎知识集团的聚合、世道人心的趋向、政治军事的症结、民族兴衰的连锁关系等,从一个重要的诗歌辞语,见出中唐以后社会文化精神命脉的大问题。所以被人们称为有“尺幅千里之妙”⒂。而《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古典今情,确是中国诗学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奥,不仅使他的杜诗研究不至于变成纯史学的研究,更得以发明杜诗作为现实人生体验的特美所在。总之,西方绝没有一种诗像杜诗这样的写法,不论是艺术还是思想。这一例证,充分说明中西诗歌的重大岐异。说历史真实也罢,艺术真实也罢,都不如此一真实文化性格的真实,更能凸显出陈寅恪诗学范式对于中国诗学的贡献,以及意义所在。
    而钱钟书的意义却迥然不同。他最终证明的是中西诗学相通的文心诗眼。这个“心”“眼”,乃在心理、智慧、情感类型的审美欣趣。虽然,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明确标举中国诗的正宗是杜甫,而中国画的正宗是王维,这说明就客观的了解而言,他是认识到中西诗学的重大岐异的,但他的兴趣却不在杜甫诗歌。尽管《谈艺录》与《管锥篇》都没有专门论列杜诗的篇幅,但散见于这两部书中所引述、举例、考析的杜甫诗句,竟多达二百余条。但是,细加翻阅的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吃惊:这些引述考论中,竟然没有一条涉及杜诗中表达的受的时代问题,易言之,没有一条是知人论世的读杜心得。钱钟书的着眼点在于杜诗中所蕴含的诗艺渊源、美感欣趣、风格情调、诗律细末、修词巧术,以及心理学内容等。但是今天真正喜好杜诗的读者也会像读陈寅恪的书那样发现,钱钟书给我们的惊喜同样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多!譬如他细心凭借杜诗中“尔汝”一语,透视出中国诗歌艺术中人心与自然生命之间一份亲密和谐的关系,譬如他通过杜诗中“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一句,发现文学的情感弄人、“避愁莫非迎愁”的心理吊诡,都大大扩充了我们关于杜诗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于杜诗的体会。从差异的一面看,陈寅恪与钱钟书的对比是学术规则的不可通约,但是从相通的一面看,陈寅恪与钱钟书的智慧又可以同时被我们分享。下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进一步证明。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由白居易《新乐府·卖炭翁》“回车叱牛牵向北”一句引发,联系到“唐代长安城市的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问题,并告诉读者参看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附论都城建筑节,对此一问题的详论。然后接下来讨论杜诗中一句历代“费解”的名句:
    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七),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恋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
    应该说,有陈寅恪如此根据充实的详论,这一费解句子的诂释迷团可以得到解决。但是,钱钟书依然肯定宋人那样的解释有理,略云:
   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有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魂,失归忘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哀江头》云:‘欲往城南忘城北’,言皇惑不记为南北也。”《敦煌掇琐》第二一种《女人百岁篇》:“八十眼暗耳偏聋,出门唤北却来东”,正是杜句之意。北宋李复《兵食鬼 行》结云:“凄恻自欺生意促,不见父、夫不得哭,一身去住两茫然,欲向南归却望北”,即用杜句⒃。
    陈寅恪强调的是兵乱黄昏之时诗人“眷恋迟回”的苦情,而钱钟书则着重的是“丧精亡魂”之际老人“衷曲惶乱”的心状。陈的说法是回到历史当下,回到杜甫其人,钱的说法则可以引申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普通的人性。陈的说法背后乃有一整幅有机的历史活的生命,从诗人的心理到当时街道的走向到当时城市的样貌,如一滴水与大海。而钱的说法则是碎片的、拆零的、悬浮于历史文化之。然而恰因为悬浮和抽离了具体的情境,而获得了更大文本的指涉作用(如八十聋妇与一流诗人可以并论)。尤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补充说:“破国心伤与避死情急,自可衷怀交错”,这无疑是包容了陈寅恪的说法而更为合理入情。这样当然增加了杜诗的文学魅力,也印证了诗无达诂的阐释真谛。由此可见,陈寅恪与钱钟书的互补,并非完全不可能,而有意味的互补恰可以达致中国诗学自身丰富深邃的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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