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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嵩:蔡天新的旅行文学创作
http://www.shigecn.com   2011-11-14 21:58:10   来源:诗生活   评论:0 点击:

蔡天新旅行随笔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鲜明的画面感。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诗歌接近于音乐,现代主义的诗歌接近于绘画”,并坦陈自己的诗歌创作深受现代主义绘画的影响。而这一倾向自然而然地被带入了旅行随笔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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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蔡天新的“旅行”又有其独特之处。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其旅行的目的往往并不明确,大多都伴随着他的访学和诗歌活动。即使是在全球化大潮汹涌澎湃的当下,进行一次环球旅行仍只能是大多数人的梦想,而有幸两次环行世界的蔡天新在《飞行•写在前面的话》中,却这样介绍自己的环球旅行:
  这并非我有意为之的环球航行,……这次旅行的起因是这样的,我要返回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中。确切地说,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麦德林,为我曾经访问并执教过的一所大学主持一场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并为我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结题,却在不经意间环绕了地球一圈。
  当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南美的访学期间,他也有过自发的旅行冲动,但更多的情况下,蔡天新的旅行都来得过于突然。例如,他在美国期间第一次出游,便只是因为他所任教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要前往伯克利找工作,打电话询问他是否想同车前往。蔡天新在描述自己得到这个消息后的心情时,用了“谢天谢地,这还用得着考虑吗?我至今仍然对他心存感激”这样的语言。而在介绍蒙得维的亚之旅时,他写道:“我到蒙得维的亚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上帝的一个赏赐。”而原因仅仅是因为邀请他去巴西参加数学家大会的组织者寄错了机票。至于墨西哥之行则更令人瞠目:只不过是因为Rail Pass月票有效期还有八天,作者想将其“充分利用”而去了美国南部边境的圣迭戈,在旅途中又被告知可以从车站乘有轨电车直接去墨西哥边境……
  尽管蔡天新的每一次旅行都看似如此“无目的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活动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旅行”的意义和价值除了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试图在空间的移动中获得灵感或启示”。这一点与其诗人和科(数)学家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诗歌和诗人来说,灵感无疑是最重要的东西;至于阿基米德在浴缸中发现浮力定律、笛卡尔在睡梦中发明平面直角坐标系、牛顿因为被苹果砸了脑袋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些早已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故事,都是灵感与科学之间亲密关系的最佳注脚。面对记者“数学和诗歌有何相通之处”的疑问,蔡天新用诗人的语言解释说:“数学需要灵感,和诗歌一样,数学也是想象的产物。对一位纯粹数学家(相对于应用数学家)来说,他面临的材料好像是花边,是一棵树的叶子,好像是一片青草地或一个人脸上的明暗变化。”(《横越大陆的旅行•诗歌是我可以携带的家园——答《东方时空》记者》)在某些场合,蔡天新不用“灵感”,而用“机智”一词来代替:
  摹仿有其天然的局限性……是比较低级的求知实现。而美的感觉要求有层出不穷的新的形式,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通过对共同经验的描绘直一接与大众对话已经是十分不好意思的事情了。这就迫使我们把摹仿引向它的高级形式——机智。
  机智在于事物间相似的迅速联想。意想不到的正确构成机智。机智是人类智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乔治•桑塔耶纳认为,机智的特征在于深入到事物的隐蔽的深处,从那里拣出显著的情况或关系来,注意到这种情况或关系,则整个对象便在一种新的更清楚的光辉下出现。机智的魅力就在这里,它是经过一番思索才获得的事物验证。机智是一种高级的心智过程,它通过想象的快感,容易产生诸如“迷人的”、“才情焕发的”、“富有灵感的”等效果。苏珊•朗格指出,每当情感由一种间接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时候,就标志着艺术表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诗是最需要机智也最能表现机智的艺术形式。(《在耳朵的悬崖上•诗的艺术》)
  从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从线性代数到抽象代数,也都有从模仿到机智的过程。机智在于事物间相似的迅速联想,意想不到的正确构成机智,它是经过一番思索才获得的事物验证。(《小回忆•代跋:往事深远而奥妙——答周美丽》)
  正因为“机智的特征在于深入到事物的隐蔽的深处,从那里拣出显著的情况或关系来”,古往今来的诗人才对于旅行乐此不疲——旅行是一个以“观看”为主的过程,而对于一个观看者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钝化”,即面对身边熟悉的事物丧失敏感,“熟视无睹”。“一个人能不能既成为诗人又成为数学家呢?帕斯卡尔在《思想录》开头差不多这样轻松地写道:凡是几何学家只要有良好的洞见力,就会是敏感的;而敏感的人若能把自己的洞见力运用到几何学原则上去,也会成为几何学家。”(《数字和玫瑰•数学家和诗人》)同时,“敏感和柔软的确是诗人所需要的,即使它造成的诸多困惑,也是有益于写作的”(《小回忆•代跋:往事深远而奥妙——答周美丽》)。尽管20世纪的诗人们无不致力于避免自己和读者的“钝化”,做出了种种“陌生化”的努力,但旅行无疑是最方便有效的途径。旅行过程中总有新鲜的东西给诗人和数学家们带来视觉刺激,加上他们热爱思考、乐于“深入到事物的隐蔽的深处”的天性,“eureka”(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所发的感慨)的迸发便水到渠成了。
  蔡天新曾写过一篇很奇特的文章,题为《斯蒂文斯和无所不在的混沌》。斯蒂文斯即曾荣获普利策奖、被誉为“诗人的诗人”的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这篇文章以斯蒂文斯《混沌鉴赏家》中的诗句开头,在三言两语介绍了斯蒂文斯的生平之后,用占全篇文章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了气象学、数学和物理学三个领域中与“混沌”(Chaos)有密切关系的三个前沿问题——蝴蝶效应、自相似性和湍流。特别是关于“蝴蝶效应”,“现代混沌的研究表明,小小的误差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在气象学中,这就成了人们半开玩笑说的‘蝴蝶效应’——今天在北京有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发下个月纽约的一场风暴。”(《在耳朵的悬崖上•斯蒂文斯和无所不在的混沌》)作为一位科学家,蔡天新深知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再拘泥于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而是转向致力于揭示有序和无序、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这使他欣喜地发现了当代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相通之处,并以此将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成为一位风格独具的“数学诗人”。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蔡天新的笔下总能见到种种巧合,以及他对于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迷恋,因为这正是灵感迸发的源泉;而这些偶然与巧合甚至带有小说意味。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也许是他对自己与地图和旅行结缘的叙述:
  就在我第三次从温州回来没几天,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接着,他乘坐的波音飞机抵达杭州。……当报上登出总统先生在花港观鱼的照片时,我正在三百公里外的一所乡村小学念书,从未见过火车的我被这件事触动,在笔记本上画下他的旅行路线。我用的是一亿分之一的比例,线路全是笔直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远东和北美之间最近的航线要经过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这件事不仅有着非凡的玫治意义,它同时也打开了一个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至今我对那位引咎辞职的美国总统仍深怀感激,无疑他也是上个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这位大人物的缘分并没有就此了结,二十多年以后,尼克松的葬礼在他南加利福尼亚的故乡小镇约巴林达隆重举行,我碰巧又在两百英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收看电视转播。那是我许多次西方之旅中的头一回。(《数字和玫瑰•旅行者说》)
  这段经历俨然已经成了属于他本人的传奇,几乎在他的每一部游记(随笔)集和每一次访谈中都会提及。而作为一位从15岁便开始接受严格的专业数学教育的数论专家,蔡天新诗歌创作生涯的开端则更是偶然得有了戏剧意味:
  我写作第一首诗纯属偶然,除夕晚上我在老师家看完电视,回寝室的路上在一棵梧桐树下,一位少女非常急切地奔向我,显然她把我当成等候已久的男朋友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嘴里念念有词,第二天早上记下来,有位同学看了以后说像诗,这就是我的第一首作品——《路灯下的少女》。(《横越大陆的旅行•诗歌是我可以携带的家园——答《东方时空》记者》)
  这些足以塑造或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偶然遭遇,使得蔡天新对于偶然性似乎有了一种近乎迷信的心理。于是,我们翻开他的第一部游记《横越大陆的旅行》,便可读到这样的文字: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翻阅一部纸质已经发黄了的美国现代诗集,当我读到女诗人玛丽安娜•莫尔的诗句:“我的诗歌是想象的花园/花园里遍地都是癞蛤蟆。”厨房里的水壶突然鸣响,情急之中我不慎烫伤了手指,却意外地获得了抵达美洲以后的第一首诗《水泡》
  类似的叙述在书中随处可见。书中所呈现的作者形象,是一个四处游吟的诗人,“蔚蓝色的天空、笔直延伸的路面、嗡然鸣响的噪音以及飞速逝去的风景不断刺激我的感官,我脑海里涌现出许多象形文字,我知道这些分属于不同词性的词汇是窗外小汽车、吉普、面包和大货车的化身,很快我心里便有了一首诗……”“我放眼远眺,只见旧金山和金门大桥依稀可辨。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多么令人心怡啊,一首诗的开头立刻就产生了……”“坐在落叶遍地的台阶上,面对可以容纳七万多名观众的体育场,一种孤零零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很快又有了一首新作《伯克利纪念运动场》……”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整部《横越》便是蔡天新在美国大陆上行吟的手记、一个旅行诗人的创作备忘录,或者说是为他在旅行和游走过程中迸发的灵感和写下的诗篇所作的注脚,因此可视为“手记体”。他曾坦言,“我的游记不同于通常意义的游记,很多时候我只是把旅行作为一种写作线索”(《飞行•访谈:我的生命的旅行组成》)。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解读其旅行文学创作的密码。这一写作模式在《横越》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西湖,或梦想的五个瞬间》这篇随笔所采用的则是一种“集萃式”的结构。这篇文章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游记,并非游览一地之后所记,而是在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旅行之后,将若干次旅行的所见所感与西湖(作者就生活在西湖所在的城市)带给作者的感受进行比较;所谓“梦想的五个瞬间”,则是写于不同时期的五首关于西湖的诗歌。而这种写法在他穿插了14首诗歌的回忆录《小回忆》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喻大翔在研究20世纪中国学者散文时,曾指出“学者散文”中游记题材的一个特殊例子“诗史游记”。这一类游记以诗歌评论家李元洛的《怅望千秋——唐诗之旅》和《高歌低咏——宋词之旅》为代表,“或将唐宋人与某地有关的诗词搜为一辑,或以诗材诗意的主要指向谱成一篇”[6]P373。蔡天新的“集萃式”作品虽不能严格与喻大翔的定义相吻合,而且他似乎也没有将自己的创作视为“学者散文”之意,但的确有些“诗史游记”的意味。
  与众不同的旅行观,还直接导致了蔡天新的旅程选择与书写重心。与一般的旅游者(游客)甚至旅行者不同,他并未表现出对所谓“风景名胜”的盲目追逐。遍览他的几部旅行随笔集便可发现,他到过的那些被人们挂在嘴边上的“风景名胜”屈指可数,似乎只有泰姬陵、埃菲尔铁塔等寥寥几处。在《印度:未完成的旅行》中,尽管他为“沙•贾汉的泰姬陵”专门列出一节,然而这一节仅有三个字数差不多的自然段:第一段介绍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市,第二段主要介绍曾定都阿格拉的两位国王阿克布和汉•贾沙,第三段则讲述了一个有关泰姬陵的传说以及汉•贾沙的晚年生活,而整段中直接写泰姬陵的篇幅不超过50个字。相较而言,作者似乎更倾心于记述自己在跨国航班上的“神游”,自第六节“湄公河之‘梦’”开始,历经“仙都和千佛之国”、“仰光和聂鲁达的旅行”,直到“达姆•达姆”,所写的几乎都是自己对航班经过的印度支那诸国的想象。这只是蔡天新旅行随笔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他宁可不厌其烦不计篇幅地记述自己的旅行路线(例如《横越大陆的旅行》的开头:“我乘坐的东方航空公司波音七四七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在过了长江口和崇明岛之后,仅用一小时便飞越了东海进入日本领空。从机舱内的荧光屏所显示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我们是在福冈和长崎之间穿越九州的,接下来是位于四国和本州之间的濑户内海,广岛在左侧一闪而过,然后是神户和大阪,京都和名古屋,即所谓的关西和关中地区,最后我们从南面掠过富士山的颈项,由东京湾进入太平洋上空。”),也不肯将丝毫多余的精力用于对通常意义上的“风景名胜”的描述上,就连大名鼎鼎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在他看来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景色”。这固然与他的旅行往往伴随着工作有关,但毋庸置疑的是,对于蔡天新而言,“行”或“旅”的意义远远大于“游”。他仿佛一位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不在乎自己身处何方,亦不在乎下一站将会是哪里,仅仅是欣然于“旅”和“行”的过程。
  同时,对“偶然性”的痴迷,也使得蔡天新专注于记录旅行中遇到的人。他曾表示:“坦率地讲,假如有人和我分享了这次旅行,我本不会动笔去写这篇游记的。假如我不去写这篇游记,我旅途中遇到的人和事就会被淡忘,甚至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掉。即使我写了这篇游记,假如没有人把它翻译成别的语言,也不会有故人在有生之年看到它。因此,我这篇游记是写给旅途之外认识或不认识的读者的。”(《飞行•写在前面的话》)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朋友遍天下的蔡天新,他似乎无论身处何地、何种交通工具都能结识一大批有趣的朋友,从或是独身一人或是挈妇将雏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大陆学子(《横越大陆的旅行》),到大学毕业后攒了点小钱便开始周游世界的瑞典青年安东尼奥(《数字和玫瑰•印度:未完成的旅行》),再到热情豪爽讲义气、却最终因误解、吃醋而与作者“绝交”的哥伦比亚商人佩德罗(《南方的博尔赫斯》),当然还有他那一大群诗人朋友:北岛、宋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旅途中的邂逅,他的旅行才具有了不可复制性。
  追寻灵感和启示的旅行观,对生活中无尽偶然性的期待,还有那份继承自荷马和中世纪欧洲游吟诗人的精神气质,也许正是铸成蔡天新旅行随笔独特神韵的三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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