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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嵩:蔡天新的旅行文学创作
http://www.shigecn.com   2011-11-14 21:58:10   来源:诗生活   评论:0 点击:

蔡天新旅行随笔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鲜明的画面感。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诗歌接近于音乐,现代主义的诗歌接近于绘画”,并坦陈自己的诗歌创作深受现代主义绘画的影响。而这一倾向自然而然地被带入了旅行随笔的写作。

  蔡天新,一位15岁上大学、24岁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天才,一位数论领域的博士生导师,一位在国际诗坛颇有名气的诗人,一位曾三次环游世界、到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家,一位精力旺盛的业余足球前锋,一位已经出版了十来部随笔集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曾在深圳和杭州多次举办了摄影展的摄影爱好者。集种种看似矛盾的身份于一身,游刃有余地游走于数学、诗歌、随笔、足球、旅行和摄影“六度空间”的蔡天新注定将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传奇”。我无法肯定他的诗歌和摄影作品在若干年后是否会被纳入诗歌史和摄影艺术史,但可以大胆地断言,他的旅行文学创作将会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成为我们时代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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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一个作家的旅行文学创作,首先应该明确其“旅行/旅游观”,即对“旅行/旅游”的看法。因为不同的“旅行/旅游观”一方面会影响作者的旅程,进而影响其旅程中的心态和观察的视角,甚至导致不同作者对同一行程和目的地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另一方面又制约了他的“旅行/旅游文学观”,最终落实到文字上会呈现种种差异性。以往的大陆学者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仅仅以“旅游文学”之名总括其类,许多高校旅游类专业使用的教科书也使用《旅游文学》的书名。尽管这种区分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中“游记”的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有失准确;台湾地区以“旅行文学”代“旅游文学”,在许多人看来,这只是“旅游文学”概念在海峡对岸的另一种表述(正如大陆称“台风”、“地铁”而台湾称“风球”、“捷运”)。至于“行旅文学”、“纪游文学”等提法(新世纪的流行用法是以“写作”、“书写”代替“文学”),虽各有其合理性,但使用范围却仅限于一小部分人。由此可见,对某些关键概念的区分是必要而迫切的。
  其实古人早已注意到“旅”、“游”、“行”的区别,在《昭明文选》中,便有“行旅”诗、“游览”诗、“纪行”赋等分法;然而在萧统的概念中,“行旅”诗与“军戎”诗并列,“游览”诗则与“游仙”、“招隐”等分在一起。由此可见,起码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人便以行为是否具有功利性、是否属于精神活动为标准来区分这几个概念了。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曾试图用一章的篇幅来探讨“旅游者的心理”,但上来便进行“旅行者的精神分析”,似乎仍未有意识地区分“旅游”和“旅行”。他的分析融会古今中外,认为旅行(旅游)是人类“集体潜意识”支配下的产物,这一举动“表现了超越的特征”,可以“获得灵魂的净化或提升”、“得到精神上的救赎与解脱”;而在中国古人心目中,“人只有转化成神,方能获致真正的超越解脱”,而“人要成仙,要自在优游,既代表了人寻求自我转化的努力,旅游本身遂也具有这种转化的意义”;要超越海德格尔式的“向死亡而在”的恐惧、不再被“烦”所占据心灵,只能采取一种“在而不在”的方式,即“游”,因此,“后世旅游者或去登山,或往游异国,均具有仙人升举、超越尘俗、进入他界(other world)的含意”[1]P149-176。通过对“旅游者心理”的分析,龚先生阐明了自己的旅游/旅行观,即倾向于旅游/旅行的“超越性”和“解脱性”。然而对此两性的强调,却导致他在指出“旅游者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生活上区隔出‘一般现实性生活’和‘逸游以欣赏生命的行动’两部分”之后,又提出“游”“不以世俗社会为对象”,而是“以尚未社会化的自然景观、较原始的人文状态为目标”[1]P199这一失之偏颇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是为了说明古人为何乐于在住宅中设置园林,但实质上还是中国传统的旅游/旅行观,而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人意识到“游”的对象在现代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前人的游记,多归入“杂记类”中,就它的文体和题材看,原是记叙文中描写自然环境的一种;……但是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或到一个陌生地方去,所感到惊奇的,喜悦的,未必只是那地方的景致,人物、风土、各种社会环境,比起山光水色有时会给我们更新鲜的印象,更深刻的刺激,于是我们运用这些材料写成游记,便成为各地各式的“社会相”了。
  古人旅行,山桥蹇驴,竹杖芒鞋,时时刻刻都拥在自然的怀抱中,所以感觉最亲切的是自然,体味最深刻的也是自然,游记最好的题材便只有自然风景。现代人的旅行却不同了,凭借轮船火车的便利,走遍各地各国的都市;而在大都会中,人的活动常淹没了自然,于是“社会相”又代替了自然风景成为游记最好的题材。这是古今游记两种不同的趋向,也是游记题材两个不同的“面谱”。[2]
  上面引文中最关键的一点,便在于区分了“古人旅行”与“现代人的旅行”的区别——对待“社会相”的不同态度。因此,19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涌现出了大量不以“自然”为对象的旅游/旅行文学作品。对于这种变化,余光中一方面强调“在古典文学里,所谓游记通常是指一篇游赏山水的散文”,又指出旅游不限于山水、动机也不必在于游赏,但“这些都是游记的支流”,有限度地对“游记”的题材做了让步。20世纪末的学者则干脆打破了书写对象上的局限,只是强调“较为严格的文学意义上的旅游文学”是指“反映旅游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特殊关系的那些文学作品;或者说,它是反映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途径)构成的旅游关系,表现旅游者对旅游对象的向往、追求、接触、欣赏,或者在此基础上又进而构成旅游者之间特殊关系的文学品类”[3]。
  如果说当下学术界对“旅游/旅行文学”的范围已经有了较为一致而明确的认识,那么,对于“旅行”和“旅游”是否应该区分、应如何区分却众说纷纭,因为这是一个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郭少棠的观点,他认为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旅行的三个层次是:‘旅游’,指观光娱乐旅行;‘行游’,指非观光娱乐旅行;‘神游’,指精神旅行、想象旅行、网络旅行和生死之旅。”[4]P35在这里,他注意到了“旅游”的“娱乐性”,并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反的、非“娱乐性”的“行旅”。尽管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性,但却仍有不到位之感。
  蔡天新则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旅行/旅游观”:
  我想把“旅行”(travel)和“旅游”(tour),“旅行者”(traveler)和“旅游者”(tourist)加以区分。前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一种使命,至少是遵循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因为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无论多么丰富,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我心目中的旅行者是,那些试图在空间的移动中获得灵感或启示的人,例如,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僧侣、探险家。(《数字和玫瑰•旅行者说》)①
  显然,他眼中的“旅行”和“旅游”是分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这篇文章题为《旅行者说》,明确地表明作者是以“旅行者”自居,而力图与“旅游者”(游客)划清界限;而它被放置在《数字和玫瑰》卷首的位置,起着序言的作用,昭示着整部文集中与“旅”有关的文字皆是出自“旅行者”的视角,是旅行者“在空间的移动中获得的灵感或启示”。同样的观点,我们还可以从摄影家李昱宏关于旅行/旅游的论述中看到:
  我认为将旅行者与游客区分开来是必要的,一个人是旅行者,还是游客,我想这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旅行者以极其自我的方式漫游,而游客则以“大众”的方式凝视异地的风景,而旅行作为一种消费,其实与购买名牌包并无太大的差别,因为这种旅行实际上不是旅行而是旅游……[5]P231
  英国学者约翰•厄里在研究旅游与消费的关系史时考察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北方纺织业劳工的度假行为,他指出,火车交通的蓬勃发展使得原本只属于上层贵族的旅行的旅行特权下移到普通劳工手中,但这种“旅行”却成了一种消费:它处于经营旅行事业者们的控制之下,而旅行(消费)者则完全被动。这种旅行只能称为旅游(tourism)。在他看来,“旅游”如今已经成了一种后现代的概念:它符合后现代的要素,倾向于解构并以乐趣为依归,带有明显的游戏意味,参与者(游客)在旅程中被麻醉,而经营旅行事业者的经营所作所为(例如旅行社对行程的规划和旅游管理部门对景点的设置、“迪士尼乐园”在全球遍地开花)显然是种种带有复制(后现代艺术的特征之一)意味的行为。这一观点被李昱宏阐释为“游客所进行的旅游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活动,这是因为现在的旅游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由领队带团、由某些人组成的团体、与当地人其实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以错误的审美观看待异国或是异地的事物、参观安排好的活动、忽略了外在的真实世界,而这环环相扣的情形还有可能往更虚假的方向发展——为了刺激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地方营造出某种旅游气氛(如英国海边的电影院),因此许多更虚伪的活动便可能出现……英式英文里称包装好的旅游是go banana,其意是指这种旅游活动中凡事都已经被包装好,犹如香蕉一般排列整齐,但go banana仍旧无法完整地形容现代旅游,我认为用go pipe dream(白日梦)来形容更合适。”[5]P244-245
  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后现代理论家对于“旅游/旅行”的区分有其合理性,就能明确意识到“旅游文学”和“旅行文学”这两个概念不应该随意混用。无论是传统文人的山水游记,还是三毛、蔡天新等人的异域写作(当然还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都因其“使命感”和“极其自我的方式”而应该被纳入“旅行”和“旅行文学”的范畴。至于余秋雨那次明显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合谋的“千禧之旅”是否能算作“旅行”,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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