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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义:新的契机和“转身”——有关新世纪草根诗写
http://www.shigecn.com   2011-11-06 22:27:19   来源:文艺报   评论:0 点击:

笔者认为这样的命名,过于强调普泛性而游离特指性,显得宽泛、不够严密。与其大而泛之毋宁拽住它最核心的和具体的内涵。所谓诗歌的草根性,在我看来,是包括了直取自然“在地”,根系传统,注重生命冲动,注重底层经验和原生话语的诸多本土内涵。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诗歌承续着新时期乡土诗人特有的人生情怀、情结和思维方式,划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涌现出像张联、雷平阳、古马、杨键、江非等一批优秀的诗人。这样一批所谓的乡土诗歌写作与以往的乡土诗——比如“五四”早期乡土白话诗,与新时期以湖南“两栖人”为代表的新乡土诗有了不少区别。

  笔者以为,这一批乡土诗歌写作呈现着鲜明的草根性。但笔者认定的草根写作与李少君自2004年鼓倡的有所不同。李少君多次提到草根包涵 “个人性”、“原创性”、“中国性”、“本土性”、“日常宗教”、“民族文化之根”、“个体生命之根”, 2006年他终于给出了相对稳定的“框架”:“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草根诗歌特辑·序言》)

  笔者认为这样的命名,过于强调普泛性而游离特指性,显得宽泛、不够严密。与其大而泛之毋宁拽住它最核心的和具体的内涵。所谓诗歌的草根性,在我看来,是包括了直取自然“在地”,根系传统,注重生命冲动,注重底层经验和原生话语的诸多本土内涵。这些,其实也都根植于古老的乡土性。所以,从乡土到草根诗写,有着某种内在的渐进联系,或者可看做一次自然而深入的“转身”。
  诗人们的基因、血液、骨髓依然被土地的澎湃所牵系,纵使多数作者已离开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但童年记忆、少年体验经历,及其整个农村经验,几乎不约而同使其采取追溯、回忆、缅怀的方式进入对象。这差不多成了许多乡土诗人共通的诗歌方式,显得稳定而长久。

  有意思的是,上述提到的5位诗人,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值得回味的草根特色。

  在宁夏一个叫小阳沟的贫瘠村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诗人张联,昼耕夜织,写出了几百首同一名称的诗作《傍晚》,每首都是清一色14行。傍晚在时间上作为一种深入乡村生活的切入口,在空间上则成为具有母题意义的家园。整个乡村书写充满了质朴、拙稚、自然的“在地性”风格。有温馨的氛围、美好的天伦:“人在院落里,忙于晚炊/小儿在等待里打盹”。有关爱中的同情怜悯:绯红的晚霞里,“几个驼背的人正走进村去/经过几株碳黑的树身”。有劳作的愉悦与升华:“在柔和的暮光中/搬运彩霞”,“一趟又一趟”。有天人合一般的向往:“成为/一粒暮色/在每个白日的尾里”。还有神秘:“地籁在静静的响/传说着一片白色的芋花”,以及深处里的悲凉与近乎绝望:“在天和地的切口处,我是谁我是谁呀”等等,无不展示家园的原生底蕴。这是真正的“在地”的泥土之歌。

  甘肃的古马与张联抱有近似的情怀,不过他不独守“同一”个傍晚,而是更善于返回古老的源头,他用原始的金木水火土,创造许多奇崛的意象(如“一只倏忽消失的老鹰/是一个汉子脸上的刀疤”“秋风磨亮的锨把/比一天短比一生长”),这些意象浸透人的血汗,闪烁人性的盐粒,带着野性和燃烧的酒气,撞击着我们的心扉,滋味独特,久散不去。也因此,他的歌喉里溢满朴真的原音,朗朗上口,时带诗经的韵味,像“雪水北去/大雁南渡//秋风过膝/黄草齐眉……拜月祭日/射猎狐兔//拔刃一尺/其心可诛”。古马被誉为“新自然主义”,他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自然乡土景色描绘,而让人触及自然生命的原初和苍凉。

  贵州的雷平阳开始是以“乡村测绘员”的眼光打量世界的,后来,他的音域彻底转为哀歌型。面对家乡的凋敝、灰暗,族群的沦落、蒙羞,他使用低沉的洞箫抒发心中块垒,他自称“我是一个黑暗的人”,的确,他就是用这种“卑贱”身份,怀着守灵的焦虑悲戚,介入现实境遇的。《杀狗的过程》《卖麻雀肉的人》《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一扫乡土诗歌长期以来笼罩的明丽、温馨的调调,教人在底层生存面前平添几分绞痛。同时他对某些乡村风土人情特有的灵异成分的渲染,也远远逸出草根上的乡愁。

  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杨键的诗集《暮晚》,全然是一副温润悲慈的模样。杨键皈依佛教,做了居士,有另外一种精神支撑、砥砺着他整个写作。虽然杨键带有守旧的味道,外表看也没有什么反叛或愤世嫉俗,倒是十分谦恭退让,抚触大地上的纤纤草木和弱小人物,但正如他所坚持的:“一首诗应当像农田里常见的耕牛、水边常见的老柳树一样,唤醒人的慈悲、柔和的心。” 一切是那样的纯然、敬畏、内敛,表面孱弱的啜泣,其实传递着浑厚大地的声息。这不正是一种百炼钢化绕柔指的艺术力量?而这种力量来源于真正包蕴在草根内的悲悯情怀。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江非长期将小小“平敦湖”作为高贵情人,一往情深、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家园里,对已逝之物进行追溯与挖掘,形成了自由与形式感相互间杂的、并非逼仄的写作路径。“风雅颂”一直是他坚持写作的维度,一方面是对农业文明由衷的歌吟寄托,另一方面,也不失对乡村民生感同身受的关注、记录。在《一只蚂蚁上路了》这首长诗中,江非改变以往比较笃实的姿态,用“强烈的反讽夸张,在极具典型的时代症候的意象、场景中呈现出荒诞性的史诗效果”,给乡土诗歌带来另外的元素。

  不过新世纪的乡土—草根诗歌,在蓬勃的书写中,还得面对两个薄弱的环节,一个是整个农耕社会全面推进到工商、消费时代,处于激烈的转型期,一切矛盾都在城乡模式的转型中激发出来,乡土诗歌如何应对这样巨大的震荡,这一难点正在困惑着他们。

  换句话说,乡土诗歌写作中坚持以草根性——“家园”为自身写作圭臬,当然是不错的,但如果一味眷恋于乡愁层面,满足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母题,浸淫于缅想追忆,多少漠视了高科技、消费、工商社会、都市化进程的巨大涤荡,必然会使乡土诗写疏离时代最冲动的呼唤;而继续退守于不乏乌托邦色彩的自我托慰的“田园”,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维持传统思维格局,最终也会丧失继续创造的活力。幸好,有以上5位诗人从各自的路径,为我们出示了各有心得的草根“通行证”,是很大的欣慰。

  我隐约感到新世纪乡土—草根诗歌面临新一轮挑战。的确,部分诗人早已走出风俗画框、自然景观,泥实贴近现象场景,在告别梦飞魂绕的“乡愁”后,淡出追溯、缅怀的调调,甚至也没有死守“家园”模式;而是直面都市层层推进、乡村节节“败退”的景况,在古老与前卫、乡村与都市、物质与心灵的碰撞中,书写心灵遭遇的激烈分化、撕裂、战栗。这才是在现代意义上真正深入展开的草根性。在工商、消费、现代性、文明病相互交缠的转型期——值此农业文明语境的蜕变,何妨不是一种契机?

  除此之外,与乡土田园模式急剧转型具有同等意义的、另一个同样涉及面甚广、关乎人性及其灵魂深处冲突的“农二代”图景,正愈发凸现出来,成为都市草根书写的新焦点。仅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中国“农二代”远远超出一亿人。这一庞大的群体,是中国城市进程的生力军,又是处于底层的弱势阶层。他们充满生命的冲动、生长、进取,带着强烈的移民意愿,他们试图彻底改变命运。他们淡忘泥土情结,也失去重新学习农耕技术的热情。他们已经不想返回土地,只想迅速成为白领蓝领。然而现实的规约使他们只能带着户籍的羁绊,怀着最朴素的野心进行打拼。他们有初级教育,有人权觉醒,有新的视野和信息管道,他们开始反抗制度化歧视,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但又因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的缺失,多年在被剥夺感、挫败感中煎熬着、无奈着也憧憬着。这些不愿意重复自己父辈的农二代,正在光明与黑暗的角落,进行着一场场灵魂的自我厮杀。我们的乡土—草根诗歌关注过他们吗?他们自身的“代言人”已为自己做出了“打工诗歌”的命名。“打工诗歌”是对传统乡土诗歌的拓展,更是对草根性的“加盟”。值得欣慰的是,从大量草根底层的写作队列里,终于推出了他们的代表人物——郑小琼,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不同于前几位乡土诗人的风貌,也迥异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乡情浓郁的“两栖人”姿态。

  “铁”的意象书写系列,横空出世般斩断了与炊烟、与流水、与狗吠的联系,委实脱离了乡土原型,无异于对母乳断根,在陌生的母体上重新寻找“出生地”,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胎记”。表面上是淡出故乡草根,毋宁说是赋予新草根性以更丰富复杂的铁质、盐质、钙质。坚硬的铁和卑微的草根在写作伦理学上早已达成密切联系,真切的灵魂在这种联系中得以绽放。被铁锻压的心灵,要么麻木要么反弹出巨大爆发力,底层经验便不顾美学的牵制露出异常的尖锐和粗砺:“饥饿的机器,每天吃下铁,图纸/星辰,露珠,咸味的汗水,它反复的剔牙/吐出利润,钞票,酒吧……”(《剧》);在尘世的心肠像铁一样坚硬的环境里:“思想,意志,疲惫的躯壳/已无可奈何地屈服/我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中老去”(《生活》);“它们/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沙沙地生锈,有谁在夜里/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铁》)。

  都市底层的草根性诗写,就这样笼盖着整个“农二代”,但其尖锐的部分更多是朝向时代的阴影、自身的斑驳及其黑暗。作为都市躯壳上的流放人,他们蜕变的挣扎、几乎失语状态的发声,他们的焦灼、痛楚、迷离,都离不开“都市梦”的纠结。他们的灵魂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隔膜、同化、融入、割裂。除了少数幸运者外,多数人的沧桑、漂泊、愿景,都充满生存的残酷、人性的离散。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物质与精神的角逐,这是一场难以预测的时代精神变革。在乡土模式转型和新草根性的书写中,我们的写作者是否深刻意识到这一契机和“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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