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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硕:魔术时代的完整诗意:贵州80后诗歌印象
http://www.shigecn.com   2011-11-06 21:33:37   来源:诗生活   评论:0 点击:

神话早已退场,等待80后的是一个过度物化的迷幻期,信息时代闪电般就进入了魔术时代。在“和谐”这个最大的魔术中,春晚短暂的八分钟,一位来自台湾海峡的看不到喉节的小男人一夜走红。

  一群走向而立之年的青年诗人,会替这个时代消费着何种诗意呢?时间和地域的嵌入让我的阅读产生了意外的清晰。
  神话早已退场,等待80后的是一个过度物化的迷幻期,信息时代闪电般就进入了魔术时代。在“和谐”这个最大的魔术中,春晚短暂的八分钟,一位来自台湾海峡的看不到喉节的小男人一夜走红。“假得跟真的一样”,魔术的群众基础就这么坚实。这个时代四处是造假者和买单者,充满骨灰级的压榨与侵凌:股市和楼市,三鹿奶,地沟油和苏丹红……因为热爱魔术我们交付了所有。对于作为敏感族群的诗人,来自这个时代的各种惊扰和盘剥更是超乎寻常。同理,文学语境中的先锋与后卫,启蒙和愤青,技术主义,荷尔蒙至上,高蹈等等,一样可能成为“免检产品”,成为消费文化的另一套路的魔术——如果追求的是招安和宠幸。
  诗歌本是寂寞事。我收到的稿件中,钱磊、冰木草和庞非等几位诗人的个人简介出乎意料的简单,仅有名字、出生年月,地点,最多加个供职的单位。这很吻合我对诗人这一特殊称谓所持有的某种隐秘的“意趣”,业余的心态,有个小营生,带着非虚荣非功利的热爱,活着,写着,就这么简单。他们把自己还原在文字中,勇敢地承担着自己的焦虑与困境,经历着自己的周期,对外部的热闹,以及“非诗”因素的各种干扰持有较为清晰的观待。
  一个地域应该有某种共性,这是我以前比较忽略的。贵州80后诗人大多对大众视野里的被认同与命名有一种平常心,身上透出一种文本至上的从容。对于贵州这一地域概念下的他们,“非主流”的处境之下,只有具有看穿各类魔术的本领,才可能具有这样的淡定。他们不油滑,不市井,不销融于人情世故,不会在出人头第的价值体现中迷失内心的春天。
  在魔术时代,杂耍与炒作成为一夜成名的绿色通道,“好酒不怕巷子深”似乎已变成古老的传说。决择与守护是多么的艰难。时代与个人的冲突、抵消和错位,各种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挤兑异常激烈,一切都变得那么直接,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来不及装神弄鬼,无心于空中楼阁,与此同时文学体制化和社会意识形态至上加速了“民间盛宴”的幻美,功利策略至上,各类后卫与先锋人士都急于对异己进行“清场”,并对自己及同类实行“命名和嵌入史册”。以上,导至许多 “80后” 以寻找豁口成为他们写作的第一动因,对诗歌的价值追问仅限于市场概念里的成功,书写浮躁、急功近利。而贵州80后的诗人们已清晰地意识到,以年轻的名义已经难以为继,应该慢下来,以足够的勇气,果敢、诚实、平凡地记录着一切。
  在造物的玄机之下,正因为没有人甘心被“取消”,所以才有这蓬勃的动姿,才有这春意盎然的混响:“花开了就消失,比光还快/比日常细节,更能蛊惑人心 ”(庞非《省略》);“我还在原地,等着他们再次出现” (庞非《怎能》)。在庞非的诗中,有一种对先验缺失的惶惑,和难以防备来自某种不确认的未知力量的惊扰的忧虑,同时这种体验的沉醉也随处可见。应该说这种进入“存在物”的姿态非常诚实,是创作的原初。先有体验的价值,才有原创的价值。这就是诗意的发生。以庞非为代表的这一类贵州80后诗人的书写是安静的,真实的,不媚俗,很少有那种玩噱头、跟风的做派。
  与此同时,贵州80后诗人的大气也出乎我的想见。他们企及之处有更大的时空关照与人性的终极观察。在这方面,出生于1985年的钱磊,体现了这种纯正的诗歌传承。同时钱磊还是我见过的贵州80后诗人中最注重词语的运用和传递的人,其意蕴、节律和结构感一味一体:“站在旷野,这难以言传的夜,仿佛掏空回忆的孩子在给未来写信”,他“在巡逻的简史里记载失窃的谷物”,因为“这一次涉水,关于你的形象描述止于诗/我看到自己的倒影在波纹里呐喊,你缄默”(钱磊《稻草人》),所以“我们沿着指示性的话语,找到比蘑菇还要脆弱的钥匙”,而“此后是漫长的寂静:蘑菇在腐烂,/果实却拒绝交出内核/你在远方找到救赎的密码/向祖国索要墓地,为他们规划未来的路”(钱磊《偶像之书》)。
  这类诗人里还有一个我所陌生的名字杨长江,当我读到他“叶子还是那些叶子/仿佛只是颜色赶赶潮流罢了/仿佛这一切,与树无关”,(杨长江《请轻一点,时间》),以及“历史缩成一条缝/我要讲述的不止是风,它们强大地存在/视而不见和置若罔闻都需要境界”时(杨长江《它们以针的形式插遍世界的隙缝》),我忽然有了这么一个印象,这些厚实的诗行足以说明贵州80后诗人的自觉意识已经超过了许多外省的同龄诗人。
  相比之下,吴英文的精神取向更像一首田野牧歌,这首歌谣因它主人的痴迷而略显铺张(见《我生活的小城》和《在一场春雨的反面》)。难能可贵的是这铺张中无处不体现一种感恩和回归:“这一年微风常吹动窗前那片叶子/它的绿微不足道,却如此轻易/满足了我” (吴英文《微风中的叶子》),有“更多的光在背面,锋芒藏起/只露出柔软的部分”( 吴英文《 这时他们相互忘记》)。
  实现这种回归是一个诗人应有的价值观待。所谓的回归,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底座,或是生存范式,做人写诗的态度,或是理想人格。正如在冰木草的诗歌里,乍看有一种忧郁或无所适从,字里行间充满面对世界时的紧张感,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一种对内部的打量、辩认,进而实现了来自外部的一次次应证,领受到了宙斯的华彩。冰木草的《藏匿》、《最后的》、《春天:有那么多的话》、《咳嗽者》和《陷》等短制,不仅整体质量比较稳定,还无一不体现这种回归的意趣。
  这样的回归“广阔,包容了枯萎与熄灭”(冰木草《母乳》)。这样的回归诗意而布满智性,从而使诗人具有了足够的尊严。拾荒者给我感觉也一样,从“在那些四处张望的人群里/我说:春风始终没有带来雨水”(拾荒者《春风始终没有带来雨水》),到“但在偌大的人民广场,即使我们的接头暗号再明显不过/你仍没有看见我就这样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看着他过着我的生活,热泪盈眶”(拾荒者《暗号》),字里行间都含纳了一种天然的不假商量的悲天悯人,诗人用心打量的始终是光阴的痕迹,是存在的焦虑,他不但没有迷失于日常,还在日常中回归了自己心灵的“芳草地”。
  这些诗意五彩纷呈,绝不彼此覆盖,就像是一部交响乐的有机体,各个声部井然有绪。但对于处于血气方刚年龄段的80后,可能有人会说以上的例证不够“先锋”,缺少风发意气。其实所谓“先锋”在我这里几乎等同于一个伪命题。后现代思潮下的某些对历史和现实的反讽、思辩,以取消所谓的意义,崇高,理性,让事物回到事物本身等等,都是我眼里的悖论。以为让事物自然呈现,为解构而解构,那不过是走向死胡同。如果谁都企图在魔术时代的废墟上制造一个充气娃娃,吹上一口自己的“仙气”,以写作的个人野心代替了诗意的有效阐发,诗歌就应该被创作主体取消才对。事实证明所有观念支撑下的极端形式总是没有生命力的。
  魔术时代,诗写的暗礁实在太多了,体制与时弊,价值勒索,审美的情趣与理趣,个体的自我澄清和价值体现,何以为诗,如何为诗等等。但无论何种时代,诗歌的底座都是私设公堂和戏台,它如露珠,能映现万物,却承担不起万物的本身。令我欣慰的恰好是贵州80后的诗人们比较安静,很少有玩后现代噱头的,他们也不做愤青,因为他们是诗人,不是革命青年和启蒙者——可他们终究有颗英雄的野心,要实现纸上的江山:文艺最纯正最本源的光辉就在这里。
  基于以上,在这里我乐意以具有另一种创作态势的朵孩为例,进一步说明我眼里的先锋仅是为了实现完整诗意的无限制式写作,文本内核与表现手法的一味一体。在口水泛滥的当下,相比其他贵州80后的诗人,朵孩的取向似乎更明确和果敢,也更吻合于人们以为的“先锋”。朵孩对常规读写的意趣采取的态度是“取消”,所谓的“诗歌的意义不是在诗歌的内部”。
  这种勇气固然足够强大,可以在他为自己所取的笔名里找到注脚:朵孩,花朵的朵,孩子的孩。正如他诗行中的桃花,花的意象随处可见,诣在凸现这种种极有生长态势的意趣。花是什么呢?植物的性器官,很美,会结果。我们这血肉之躯的生命同样来自性器官,来自父精母血,从受精卵成长至这百十斤肉身,同样是这强势的能量;我们赖以活命的五谷杂粮,无一不来自植物的受精卵,来自这生命存在的最本真的内驱力。天地本具的法则,万物轮转,生生不息,没有写作主体所在的肉身与现场参与的诗歌是不完整的。但是诗意的发生如果真如禅境,那自心当如明境,映照万物并还原它。可是,心又怎么如明镜?靠观念先行吗?
  所有的读写都要依赖于诗外的“二次填充”。对于“意义”,如果一直执著于“不执著”,那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我想指出的是,只要放任观念先行,其诗意有时并不是出自 “发生”,而是大脑单向的衍生、臆想,这些来得太快,甚至生长得很滑溜,“我”很快被之捕获——这是惯性之后实行突破的难度所在。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朵孩前几年的一些东西,它们更现场和当下,比如《族谱》、《吹口哨过街的男人》和《传说中,他是一位神仙》等。
  朵孩是贵州我见到的较有思考能力的80后诗人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朵孩的字里行间从不取消“神性”,对“未知”总是抱有一种敬畏心,好奇心,他明白缺失了这个,仅靠技术、思辩,观念,或另一种极端的身体介入和猥亵的词语等,永远不登堂奥。但“废话”遭遇的瓶颈是,要以那么强烈的形式感,还要显得随机性地回归“当下的本元”,文本实现将成为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这本身是对“禅”的误读与错解。禅境里的得意忘言或言语道断,是不可言说的言说,以“以心印心”为前题,诗歌的读写没有这个“心的印证”,它仍是传递,是文本实现的本身。不立就不破,过于强调形式感,也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过度线型的东西必然导至轻浅和单调。
  所以一种看似先锋的诗歌理念,总会让我们眼前一亮,但很可能像受烟头灼烫一样刺激那么一下,接下来是满脸的烟灰。一首好诗,无须靠某种观念在诗外强行做支撑。尤其对于阅读者,他只个食客,他并不关心菜系。
  诗意有天然的完美,我们却无法实现这个完美,因为限制太多。诗歌创作的自由之境应该是“拿来主义”,是为我所用,仅以文本为大。先锋的真正体现,是看它的文本实现是否有后劲,在于创作的主体对自身盲点的扫瞄与探入。这种能力的训练尤为重要。假言“诗歌的意义不是在诗歌的内部”,诗歌就是超越二元对立的,说“意义”不在内,或不在外,意在言外,言在意外,怎么都可以,其实它无处不在。基于此,朵孩,我相信仅凭这个充满况味的名字,他也是可以走得更远的。
  我始种相信先锋仅是一种相对前倾的姿态,并不仅是表现形式,它更是对诗歌道德的体现,是独立的诗学革命和写作良知,是不媚俗,“不吹喇叭,不撒谎”,否则“我其实已死去,灵魂会受到折磨”(女诗人米勒语)。无论怎样,如果放弃了从心灵到达存在核心部位的修道悟真的路径,以为有捷径,或借助集体、炒作、靠山的力量强行介入大众视野,进入历史,这些都是无效的泡沫。在我这里,先锋与否,这种指认并不重要——尤其在一个文学体制化和社会意识形态至上的国度。
  魔术时代需要更为明晰的自觉意识,群体的浮躁永远遮蔽不了真正的写作,诗歌永远是存在主义的,是一种个体精神活动,越是个体,他越不会被复制、覆盖和取消。诗意如此丰盛,以无疆的心灵,豁口还有很多,无始无终。所有的自我重复和噱头、花招都终将无效。等待我们的是经过缓慢之后被光阴提炼了的东西。正如钱磊诗行里所呈现的那样:“每当这些来自星空的光束/像一部秋天里收割的机器,一寸一寸的收拢/你遗留在我身体里的记忆时,我就疯狂的喜欢上词语/一句一句的把你送回春天”。
  记得张爱玲说过:“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描摹”。祝福这群年轻的诗人,祝福诗歌。(来源:《诗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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