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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状况与精神特征
http://www.shigecn.com   2011-11-06 21:13:36   来源:中国作家网   评论:0 点击:

在我看来,诗歌中多种声音之所以能够产生奇怪的混合,首先得益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普及。过去我们一直希望诗歌能够无限丰富,但却无法做到,原因即在于某种习惯的禁忌与约束。而网络媒介彻底冲破了这些禁忌。

  关于新世纪以来诗歌的评价,我们总是听到互为矛盾的声音,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看法也游移不定,有时觉得是“最好的时期”,有时又觉得是“糟糕透了”。
  多元性曾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今我以为,诗歌确实是多元化了。借用福柯的一个说法,是“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这是他对历史叙述修辞法的一个比喻,即通过对各种偶然事件的混合性嫁接与叙述,达到对历史本身之丰富性的一种隐喻。
  然而任何试图概括一个时代的“总体性状况”的努力都是危险的,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事实上客观的“总体状况”,所有写作者都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写作的行为都是偶然的个例。因此,“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精神”也是我们虚构出来的,是自己的某种感觉而已。不过,借用这个比喻,我们仍然可以完成关于“新世纪以来诗歌的丰富性”的修辞。而“丰富”,无疑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一个基本特征。

  网络时代的诗歌新美学

  在我看来,诗歌中多种声音之所以能够产生奇怪的混合,首先得益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普及。过去我们一直希望诗歌能够无限丰富,但却无法做到,原因即在于某种习惯的禁忌与约束。而网络媒介彻底冲破了这些禁忌。回想一下,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发表诗歌的网站与论坛很快达到了三百多家,那时人们已经感到非常惊异,以为诗歌平台已近乎无限多杂了。可是很快,“博客”和“微博”又相继进入了这一空间,在2010年10月底有材料表明,仅新浪微博的用户就已达5000余万。在数以亿计的网民和数千万计的博客、微博空间里,有许多人是以诗歌或“分行文字”作为常用的文体或写作方式的,也就是说,诗歌或“分行文字”的发表,已完全不存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障碍。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以往一切写作与发表制度,甚至民间社团式的诗歌发表与存在方式,均“被边缘化”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曾经极为重要的“民刊”在新世纪以来重要性逐年降低的一个原因。其曾经的“先锋”和秘密的“波西米亚”性质,已经在完全敞开并且狂欢化了的传播语境中荡然尽失。民间刊物如此,公开的刊物就不必说了。当然,限于中国文化体制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公开的诗歌刊物从表面上并未萎缩,反而有扩张和增长趋势,如《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最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都陆续出版了“下半月刊”。但这也似乎同样不能掩盖其“重要性在趋于递减”的事实,只不过上述不同区间的写作者有时是属于“各玩各的”,大家互有交叉,又各自独立,在不同的空间与规则中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所带来的,不止是文本数量的剧增和泡沫化、语言形式上的无限开放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美学上的变化——“网络美学”成为了一种新的美学趋势与形态。其表现一是狂欢与娱乐化,任何信息资源都可以迅速地转换为一种大众美学的资源,在2005年前后出现的“梨花体事件”、后继的各种网上争讼和谩骂、2006年的“天问诗歌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的悼亡写作所导致的诗歌奇观。除此,还有依托寄生于网络噱头的无数或大或小的笔墨官司、各种“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这些都不但成为人们关于文学观念和诗歌功能的新的理解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整体的诗歌环境,使大众娱乐成为诗歌的一种存在理由与合法方式。第二是主体的改变。因为网络条件下“写作的平权化”已挑战了此前固有的精英文学制度,迎来了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写作自由”。而主体身份和心态的这一变化,导致了诗歌修辞上的粗鄙化和暴力化。本来,在当代诗歌中早就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即所谓雅语与口语、外来传统与本土经验、形而上学与日常生活、“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等的虚拟对立;1999年“盘峰诗会”上两者的公开分立与随后的论争,使这一结构性的矛盾被舆论抓住并且不失时机地予以放大,而随后网络平台的迅速发育与膨胀,则使这一对立被瓦解,使口语和日常生活的写作及其美学被放大,以至于在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出现了一个粗鄙化写作的狂潮,所谓“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都是这种写作趋向的极致形式。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局面,与网络环境下主体的一种“自由幻象”不无关系——写作者体验到了一种“隐身”和“面具化”的快乐,犹如化装舞会上的情形,可以享受粗鄙甚或暴力语言的特权,并且无须为语言上的“虚拟暴力”承担责任。这是“网络诗歌美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只看到粗鄙修辞的负面效应,与简单地肯定网络时代写作的繁盛一样是不客观的。网络传播打开了以往时代封闭的写作制度,也打开了种种美学樊篱,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同时很重要的还有公众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公民意识”,网络一方面是大众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是“参与公议”的地方,正如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一些极端方式所产生的奇怪作用,在中国的特殊环境条件下,社会公正和舆论正义也正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一些贪腐事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大暴力和侵权事件、司法不公事件等等,都是通过网民的舆论力量推动解决的。同样,网络也在文学的环境与舆论的意义上发挥作用,2008年汶川地震由诗歌写作所激发出的力量也是惊人的,数以万计的悼亡作品,在推动捐助和救灾、张扬生命个体的价值、抚慰灾民和国人创痛、在弘扬道义、慈善与大爱的力量方面,都可以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它在批评和矫正某些不正确和不合时宜的价值观方面,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可以说,在网络世界中正在逐渐生成一种“正气”,一种新的价值与伦理,它虽然不及传统主流社会中的观念来得那样正统和明确,但对于包括“文学与诗歌伦理”在内的“公民意识”的生成,可以说具有愈来愈明显的正面作用。


  “准黄金时代”的丰富代际与文本

  很明显,世纪初的狂欢与喧闹已经渐渐沉落,在最近的两三年中,诗歌写作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沉潜和丰厚的时期。这一点,如果依照“文本中心”的观点看,完全可以让人有理由相信,汉语诗歌正在临界一个“准黄金时代”。我看到有无数的写作者怀揣着对于汉语的热爱,对于周身经验与日常生活的个性化的处理能力,在写作着、创造着,每当我进行编辑年选工作的时候,总是陷入一个巨大的“细读的喜悦”之中,我感到中国的“好诗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他们的技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腻和过硬,汉语新诗问世的一百年来,其表达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和准确……这当然不能算是“整体性的判断”,而是作为个体的阅读体验。很奇怪,当我们试图用“整体性”的叙事来概括如今的诗歌状况的时候,总是会有悲观或苛刻的论调,而当我们真正陷入个体的阅读之中的时候,情况却总是恰恰相反。
  任何修辞似乎都很难描述现今诗歌格局的丰富:在整体性瓦解的时代,所有二元对立的局面也都不复存在,公开刊物与民间刊物、主流诗坛与先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所有的对立都被一种更为交杂和纠缠、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局面所代替。这也是“新世纪诗歌”区别于“90年代诗歌”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在这个十年中,不只“70后”诗人已蔚为大观,连“80后”、“90后”也早已崭露头角,虽然以年龄代际来描述诗歌的演化谱系并非是一个高明的发明,但代际经验的差异与美学上的不同,的确与越来越快的社会节奏有关。因此,“诗歌写作风格的代际化”不管是不是一个好事,都是无可避免的。比如“70后”诗人写作中普遍的破碎化经验与修辞、普遍的对于细节与无意识内容的偏好,就与“60后”及更早的诗人构成了显著的不同。而“80后”、“90后”所受到的传媒时代的文化影响就更加明显,其思维方式和修辞风格都带有电子媒介时代的飘忽与陌生、迷惘与冷硬、随意与时尚,这也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有至为重要的关系。
  除了代际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诗歌中的文化地理因素也日益凸显出来,如今的“中国诗歌版图”似乎确实形成了与地理文化属性及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各个地域的精神生活与诗歌传统有密切关系的格局——比如北京和上海地区诗歌中的后现代性的试验因素,政治波普的、国际化的、观念主导的特性;比如广东地区诗歌中强烈和丰沛的底层情结、工业意象、伦理主题因素;比如以贵州、云南、川西等地为主的大西南诗歌中浓郁的原始情境、荒蛮色彩、悲情主题,还有在语言上的异质性因素,它们与其他地域的诗歌相比都有鲜明的差异。

  诗歌经验的整体迁移


  在上世纪90年代,占据诗歌经验核心的似乎仍然是传统的启蒙情结、农业时代的经典意象以及知识分子悲情色彩的精神生活,而对于日常性、本土性、当下性的经验则处于相对漠视的状况。这当然与90年代窘迫严峻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关系有关。进入世纪之交以来,文化结构中的紧张关系出现了一个急剧的转移,它不再是精神意义上的精英分子与现实之间的批判关系,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一种物质层面上的对峙:财富的迅速增加和分配的相对不公,导致出现了巨大的道德危机与社会分化,城市底层生活的相对贫困、乡村社会秩序的瓦解、打工族涌入城市后的艰辛遭际,这一切都使现实的社会矛盾空前凸显。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善和网络媒介的急速扩张,导致出现了类似“后工业时代”的娱乐与狂欢的“文化嬉戏”氛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分化而导致了严重的伦理震荡,诗歌写作中关于底层生活的情境与遭遇、关于工业时代的冷硬想象日益增多,诗歌意象中关于“铁”的叙述,关于流浪者、精神病人、打工族的描述大量出现。简言之,新世纪的中国诗歌中生成了一个“前现代景象与后工业时代文化的奇怪混合”。如果硬要用某种“整体性”来涵盖今天的诗歌写作或诗歌精神的话,那么我以为,这种奇怪的混合状况便是最敏感和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诗歌中的“极端写作”,关注“城市经验”、“底层生活”以及解构与狂欢性主题、关注郑小琼、曾德旷、张玉明、墓草、轩辕轼轲等一类特殊诗人的作品的一个原因。他们敏感地影射和隐喻了时代性主题的创作,对于这个时代的诗歌经验而言,可谓具有特殊的意义。
  土地经验在诗歌中可能正在渐趋消失,这大概是伴随着上述“整体迁移”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乡村中国正处于迅速解体的过程中,乡土世界的文化基础正日趋崩解,这导致乡土经验书写的大量减少,同时也给当代诗歌的美学面目带来了深刻变化。也许人们对这一点还未有充分认识,但回头想,海子那种壮美绮丽的土地想象现在还能存在吗?乡村世界的完整性早已失去,那么关于乡村经验的书写,也便只剩下了悲情与荒芜、破碎与消亡的体验与怀想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那些一直坚韧地进行着土地书写与乡村追忆的诗人,也愿意给予格外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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