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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关于当代诗歌语言问题的思考
http://www.shigecn.com   2011-10-29 21:05:41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评论:0 点击:

语言的生成、发展、成熟有它的自然规律,诗人和语言的关系是既紧张又和谐的,诗人可以引领语言,使得表述更趋清晰、准确、客观、完备等等。单纯强调诗人对语言的整合力有时会造成误解。


    安魂曲

    [英国]史蒂文森

    在那寂静的星空下,
    掘一丘坟墓让我长眠。
    我生前欢乐,死也安然,
    躺下去時我心平气静。

    请在我的墓碑上刻著:
        他躺在自己心驰神往之地。
        如同远航水手回归故里,
        水手的家,就在大海上。
    又像满载的猎人进入家门,
    而猎人的家就在山丘上。

    天 赋

    [波兰]米沃什

    日子过得多么舒畅。
    晨雾早早消散,我在园中劳动。
    成群蜂鸟流连在金银花丛。
    人世间我再不需要别的事物。
    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嫉羡。
    遇到什么逆运,我都把它忘在一边。
    想到往日的自己,也不觉得羞惭。
    我一身轻快,毫无痛苦。
    昂首远望,唯见湛蓝大海上点点白帆。


    12
  讨论诗歌写作的技艺和难度,或者具体到修辞表述的难度问题,我更愿意将它简化一下,将诗歌写作中修辞和表述的难度首先落实到如何解决语言的清晰性上来。我说的这种“清晰性”,它和复杂并不相对立,这种清晰度倒是能考验一个诗人真正的语言能力。只是每个诗人的立足点和着力点不同。我的要求是简单中蕴藏着复杂,有张力,做到“微言大义”。
  过于强调诗歌写作的技艺和难度,或者去寻找一种具体的参数对照,使我们有可能会落入语言的陷阱。问题可能会出在对诗歌写作技艺和难度的教条式理解和操作上。诗歌教科书或者少数的诗歌理论家会给你总结出一些诗歌写作的规律和路径,甚至提供具体的参数对照,但是这样一套专门的诗歌言辞规范(或者可称之为诗歌中的经典语言体系)和参数对照,实际效果就是培养庸才。因为它类似于诗歌语言软件,成功地综合了一切现存的诗歌语言经验,貌似可以无限复制,只要你熟练地掌握了它的操作技能,一旦你进入这个操作系统,它就会跑出来,暗示你,引导你,规范你,让你不知不觉进入它的程序和体系之中,那你就可以不费力气成为一个所谓的诗歌熟练工。这套语言体系和参数对照其实就类似于一种电脑病毒,逐步泛滥,就会不断侵蚀诗人真正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它使诗歌语言不断失去可塑性,甚至不能有充分清晰、明确的表达。它的伪饰意义使诗人既不能揭示特定的、孤立的个人生活经验和意义,也谈不上揭示诗人所处时代背景环境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关联,仅仅成为诗人自我陶醉、自我迷惑、自欺欺人的智力游戏,成为名副其实的 “语言的陷阱”。这套诗歌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指南,给了诗人基本的安全感,一种集体安全感,以至于一触及现实,就会威胁到这部分诗人个体身份的丧失。由此可见,这种安全感的可怜、脆弱和有害。往大处说,它是语言的黑洞和诗人大量滋生的保险的“恒温箱”。甚至诗歌的自由意志也会从这套语言中分裂出去了。这就是我们普遍感到的,我们所适用的语言越来越难以正确表述我们想表达的东西。面对这套语言系统,时髦的说法是,我们患上了“失语症”。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们置身于单向度的人群之中,却一再压抑自己的自由意志,一再否定我们自我的直接的经验,难怪会在这套语言参照系统面前会一头扎进去,毕竟,多年来我们所培养的适应机能远比创造机能来得发达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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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诗写作不仅在大陆,而且也在港、澳、台与海外。有人认为,相比大陆,台湾诗歌在语言表述的音乐性和意象的运用上相当成熟,台湾诗歌在语言表述的音乐性和意象的运用上相当成熟。多年前,洛夫先生携太太从温哥华来大陆旅游时,我陪他在寒山寺给佛学院的师生做过一个现代禅诗的讲座,和他也交流过关于两岸诗歌的一些问题。洛夫、余光中等台湾现代诗人的后期创作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存有复活古典诗歌美学或者指向宗教情结的倾向,但意识还是现代的。
  从1950年代以后的三十年中,在大陆诗歌因政治因素、地理隔绝等原因而基本缺席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大陆诗歌断裂期,台湾诗歌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就现当代诗歌的整体成就来说,港、澳、台诗歌我不认为已超越它们的经济成就。台湾现当诗歌多年来也是一直在论争中艰难前行的。紀弦在1950年代拟定的所谓现代派诗歌六原则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认为新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由此而引发“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纷争。台湾诗歌比大陆更早面临汉语母语与翻译体语言的两极对峙的紧张,一方是打破旧藩篱融入新世界合唱的狂欢,一方是突显失根之痛和回归母语的艰难,论战断断续续持续了二十年。这些都给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在诗歌观念上形成冲击和带有启示作用。  
  现代汉诗在大陆当然有传统,因为根基和源泉在。我说现当代大陆诗歌成就远在台湾(或港、澳、台)之上,并非大陆中心主义想法作怪。首先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承先启后的优秀诗人更多都在大陆而不是台湾,即使是在“文革”期间非常困难的境况下,依然在从事地下写作,只不过是被主流话语权所遮蔽,八十年代少数诗人复出后依然有高质量的作品问世;其次是朦胧诗以降,大陆诗歌更有原创力和冲击力,诗歌爆发力更为惊人,涌现出更多有说服力的诗人和作品。当然,说在诗歌上“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传统”无疑对大陆诗人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那种开拓的勇气和实验,使我们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创新等问题上,在积极应对和消除外来影响的焦虑和有效挖掘利用古典诗歌资源上更加自觉和自信,可以更好地发挥创造、创新的能力和天赋,而台湾诗歌传统也将会汇入汉语诗歌的大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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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说诗歌,是因为我们中国传统上就是诗与歌是一体的,诗歌甚至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这个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诗歌文体的抒情性和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现代诗歌在产生之日就面临着现代汉语生成时产生的同样的问题,就是必须承担回应西方语法挑战和古代汉语转换的双重压力。要有效地挖掘现代汉语的潜力,就要让现代汉语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无论是语法、结构、音韵、拼音系统都在一个动态中不断得到丰富完善,和现代诗歌同样取一个开放的姿态。当代诗歌可以丰富现代汉语,为现代汉语提供鲜活文本切片。我们所使用的汉字本身就是象形文字,在创造之初就和命名实体具有一一对应的审美关系,传达出古人表现天人合一天然情感的卓越想象力。庞德能通过对汉字的形象直觉转化成为他的灵感源泉创造出“意象诗”。改造现代汉语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文字改革,最终方向必须要汉字的形象符号和抽象符号两者兼备,再优越的文字也需要不断激活,这和诗人穷尽一生之力追问诗歌本质意义是一样的。
  格律要素在诗歌中的有效性,对旧诗和新诗而言,不可同日而语。旧诗的格律我们已经抛弃了,但格律要素——比如用韵、节奏等等——是否还可以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新诗中。一些诗人确实尝试过新格律体的写作,但成功的不多。格律要素和旧诗几乎就是一体的,一旦失去了其中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和生成语境,就无法强求了。这是无可奈何的。在我这儿,诗歌中的格律要素——比如用韵、节奏等等都已变成了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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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名曾说,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在于,旧诗是诗的形式散文的内容,而新诗是散文的形式诗的内容。哈佛大学的田晓菲认为不在于形式与内容之分别,而在于表达方式和美学原则的根本不同。废名的一番话有局限性,你能想像得出他对诗和散文的概念理解。像《木兰诗》、《孔雀东南飞》、蔡琰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李商隐《锦瑟》、陆游的《钗头凤》等等,我也可以说是小说或者戏剧呢。他只是强调了诗歌和散文两者文体都有很强的包容性而已,两者形式和内容彼此都可以有交集,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可替代性。有人将这些有交集的文体叫作“散文诗”或者“诗散文”,也无妨。如果有小说家说我把小说当诗写,没人反对。从相对意义上看,形式不决定内容,内容也不一定就要决定形式。就象你认为是诗的东西,别人认为不是一样,反之也一样。
  提到新诗与旧诗本质上的不同,相对新诗而言,中国古典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自成体系,其抒写内容、思维心理、艺术规范等已十分自足、成熟、圆满,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些定式,并逐渐僵化。上个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废科举,改文言,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德先生”、“赛先生”的引入,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心理模式和文化背景发生了断裂。大的不提,由于中国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就因缺乏本土文化之根的依托而显得幼稚和孱弱,因此,外来文化、外来诗歌对她的直接影响也就不言自明了。
  新诗的勃兴,从一开始就是打着反叛的旗号在其系统外运作的。中国新诗的历史只有百年,相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你也可以说还仅处于“哺乳期”。中国新诗虽脱胎于古典诗歌,但古典诗歌对中国新诗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因为新诗和古典诗歌各自所面临的情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上新诗产生的先天不足和后天成长环境的影响这两个主要因素,决定了推动新诗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与古典诗歌迥然有别。西方列强对旧中国实施炮舰政策后,国门逐渐洞开,形成了西方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巨大冲击,并逐步显现融突、和合的趋向。作为重要的参照体系,外来文化,确切地说外国诗歌,催化了中国新诗的成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外来文化的引进介绍更是进入了一个“井喷期”。对于我们这一批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写作者而言,外来文化、西方诗歌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但担心喝狼奶就会长出狼尾巴是可笑的,我们这一代诗人已经注意到了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和诗歌资源的问题。我想,也许随着我们对传统中国式的人生及其审美独有的一份儒雅、和谐、深藏、静定等等的体验加深,也会对写作带来积极的变化,也许包括表达方式和美学原则在内的中国诗歌的文化甄别性和自主性会慢慢彰显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语言的化古、化欧问题上,从卞之琳、废名、穆旦、陈敬容他们那批极有抱负的老一代诗人身上看去倒好象有与生俱来的本领,进出自家的门那样,很自然的事,值得我们反思和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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