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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我又一次说到风暴──王寅访谈录
http://www.shigecn.com   2011-11-01 16:31:24   来源:新诗代   评论:0 点击:

这次谈话没怎么涉及王寅的一些具体作品。这样也许更好。真正卓越的诗歌,一定会突破字面和“本意”,向更多的意义和可能扩散,弥漫。王寅当然不愿化身为读者和评论家,来谈论自己的诗歌,他把感受、评论、引申和发挥的权利,交给了读者和评论家。

杨:你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你父亲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反应吗?
王:我们家其实蛮有意思的。我的爷爷那时候就是吃文字饭的,他最早在日本留学。

杨:学什么?
王:学的是经济。

杨:他留学的年代跟周作人他们差不多前后吗?
王:比他们晚一些,30年代吧。我家里还有一份他“文革”时写的自我批判的材料,里面提到在日本的什么学校读书,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编杂志,做主编,做大学校长。也很能干。

杨:一直在上海?
王:不是。他是抗战以后才到上海的。

杨:以前在哪儿?
王:以前在上海呆过,在交大也读过书,然后去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之后主编一份叫《开发西北》的杂志。后来,抗战爆发就到了重庆,抗战结束去北京,做一家报纸的总主编,再到上海,拖家带口,父亲母亲,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妹妹,全靠他一个人养,后来就开一个磅秤厂,成了资本家。他特别反对我写东西,因为他在“文革”当中吃了太多苦,觉得实在是没有意思。他希望我去学数理化,就跟我父母商量,我父母也非常实在──至少考进大学吧。我说考文科也可以进大学,因为我数学非常差,不可能把数理化弄上去。

杨:他们没有让你在数学上下点工夫?
王:这个不可能的,我没这个天赋,太痛苦。中学的时候,我用赋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给我爷爷看。之前他要看我的东西,我一直不给。那篇东西我比较得意,就给他看了。他一看,觉得非常好,就写信跟我说,没有想到你还是很有写作天才的,但是考虑到以后的生计,你还是要学好数理化。那封信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跟父母一直有冲突,他们觉得你为什么老是去弄那些不正经的东西,我看的书他们也是觉得没有用的。

杨: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王:我父母也都是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和我是校友。他们都是中学教师。

杨:你父亲教什么?
王:都教语文。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比较有趣,他反对我写诗,看文学书,但他自己也喜欢,所以他经常会去买这些书回来,我家里那些外国文学都是他买的。而且他那个时候帮学校图书馆买书,买了可以报销,买回来就自己先看。有些书明显超过我的接受程度,他觉得比较有意思,就买回来了,我就先睹为快。中学和大学的时候,确实看了许多书。

杨:有没有闹得比较僵的时候啊?
王:有。

杨:那怎么办?
王:那还能怎么办。当时更痛苦的是他们,不是我,他们真是一筹莫展。我的诗集出来之后,送给我父母一本,他们特别高兴,让我在上面写上字。我说自己人还写什么字?他们说,你不写,人家还以为是我们从店里买来的呢。我想他们一定很高兴的。

杨:最初发表诗歌的时候,他们应该也很高兴吧。
王:对啊。那时考上大学,他们就放心了一半,觉得会有一个工作了。当时他们主要担心我考不上大学。

杨:在大学那么多年还是持续写诗,这个他们有没有担忧过?
王:没有。他们不管了。

杨: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很早就有名气了?
王:这个我不会和他们交流的。

杨:那他们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吗?
王:可以从侧面了解到。那时候诗人频繁流窜,经常有人来敲门,有时候父母会招待他们吃饭,那时候他们会听到一些。但是他们对这个可能并不看重,也许看到我在报纸上以本报记者的名字出现,他们更高兴。朗诵会那天我父亲还特地去了,我说你们来,我会很不自在。他们说,那你就不用管了。

杨:你在台上朗诵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吗?
王:朗诵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其实我只朗诵了三首,其他人都很踊跃,根本不用我朗诵,所以就没我什么事。

杨:你的诗歌里面,我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绘画的,一个是超现实主义。
王:我没觉得。我所有的诗都是写实的,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没有太多变形、扭曲的东西,都是很实在的。意象上也是很实在的。

杨:惠特曼的那种情感是外化的,你的那种情感似乎更加内在?
王:我比较内向,表达的时候就会比较含蓄一点。这是我的一个致命伤,我永远也达不到像惠特曼、聂鲁达这么奔放,这么舒展,这是一个人的气质所决定的。我读书的时候,也尝试过写长诗,模仿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个气质就做不到,后来就放弃了。恰恰是这些人你无法企及,他们的高度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在你头上,永远在你的前面,你朝那边走也没有用,你永远不会做到像他们那样。反而是那些气质跟我比较接近的诗人,很容易让我不用再去看了。往往是那些你反复去看的人,才恰恰是最重要的人,值得你一直去学习。

杨:对你来说,哪些诗人是可以不用看的?
王:太多了。我只能说我要看的,像惠特曼、聂鲁达、里尔克……真正可以反复看的诗人并不是很多。

杨:你对音乐性的追求呢?你的诗歌一直歌唱性很强。
王:越来越敏感吧。写的时候会比较注意。我的诗很少修改,我前一阵找我以前的手稿,看到90年代初期的诗,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怎么写一首诗的,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定稿,很有趣。一首诗形成在纸上的过程非常简短,非常快。

杨:像有些人一样要打腹稿吗?
王:也有。但是有时候不太可能打,来得很快,可能第一句诗就让后面的句子都出来了。其实这个腹稿一直在打,只是某一天这个龙头开了,某一句诗,或某一个意象把打了很久的腹稿都一起倒出来了。

杨:大学的时候,花在诗歌上的心思很多吧?
王:非常非常多。除了吃饭、睡觉,看书也是跟诗歌和文学有关,不做其他事情。

杨:以别人的诗歌作为你诗歌起点的时候多不多?
王:应该讲当时第一次接触一个很好的诗人,肯定会有很多很多感觉,会让你感觉到新的可能性。比如,看到埃利蒂斯,你就会发现,原来诗可以这样写。当时觉得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的好诗人,隔三五天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的诗人,而且都写得不错,其实是蛮开心的。当然现在花在诗歌上的时间不多了,也发现不了那么多好的诗人了,另外自己也挑剔了,不会像以前那么兴奋,那么容易激动了。而且我现在去看当年自己写的诗,模仿痕迹还是很重的,甚至可以看出来,当时这首诗是看了哪一个诗人的诗之后的模仿。

杨:都模仿过谁呢?
王:印象比较深的是那时候模仿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那些诗是王佐良翻译的,发在《外国文学》上,当时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它是以中国古典诗作为题材,等于把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甚至已经烂掉的东西又焕发出生机。我觉得,一个诗人他是大师还是小诗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当时非常非常喜欢,还把他们的原诗找来看。《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那首诗的标题也和他们的诗有关,他们诗歌的标题都非常长,就是一个很长的陈述句。

杨:翻译家对你有影响吗?
王:那就很多了。巫宁坤翻译的迪伦.托马斯、袁可嘉翻译的叶芝、汤永宽翻译的艾略特,还有王佐良翻译的很多英美当代诗人。王佐良我一度非常着迷,他翻译过一本彭斯的诗选,我也买来看,他还写了很多介绍英国散文的文章,他本人的文字也非常好,洗练、有节奏,他出的书我基本都买了。

杨:袁可嘉主编的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我们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出的,对很多人影响非常大。
王:那套是看得最多的书,当时先出了第一、二册,如获至宝,赶快买看,后来出了三、四册,吸引力就不如第一、二册。

杨:你看洛尔迦还要早?我最早看到就是在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面。
王:对,我在大学图书馆借到五十年代出的洛尔迦的好几本诗集,惊为天人。有洛尔迦译诗的《戴望舒译诗集》是83年才出的。当时还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海明威研究》对我们的影响也非常大,那书不是很厚,但是那里面的写作观、理论,包括人生观的影响可以说巨大。比如,“一个认真的作家只有同他知道的优秀的死人比高低”、“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等等。

杨:最早对你的诗歌写作有刺激的小说是哪些?
王:有很多。当时小说也看得很多,那时候小说不分流派,都看。小说家对我的影响要超过诗人。他们对题材的把握,包括很多很多实验性的东西,比如说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他们的一些东西写得比诗人还好。还有格拉斯、卡内蒂、略萨、科塔萨尔都非常好。每个国家都有一两个人会让你非常着迷。这些人如果写诗的话,一定也是非常厉害的。

杨:卡夫卡对你有没有影响?
王:卡夫卡影响非常大。但是,一开始卡夫卡我看不懂,读大学的时候,他的小说集全都看过。后来,忽然有一天就看懂了,他可能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厉害。

杨: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老师开过现代派文学课?
王:没有。我们那时候老师都很差,他们上外国文学课,自己都不懂外文,讲的都是浪漫派、现实主义,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给他们上课。浪漫派、现实主义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烂熟于心了。我的中学是个重点中学,有很多好书,中学的图书馆分两部分,新书是开放的,“文革”前、解放前的老书都堆在一个很旧的屋子里,管这个屋子的老头是个右派,跟我特别好,就跟我说:你来看吧。我经常去,在里面翻来找去,搞得满身尘土,挑一本回去,很快看完,看完就抄。包括拜伦、普希金的诗,巴尔扎克的很多书,那是77年以前看到的。所以到大学的时候,这些功课其实我已经修完了,像雪莱的诗,我在初中时就已经看过了,《密茨凯维支诗选》和《塔杜施先生》也是那时候就看过了,现在想想也有点不可思议。

杨:那时迷不迷这些?
王:很迷啊。还有些诗人名字都忘了,但当时觉得非常过瘾。

杨:你的写作没有一个浪漫主义阶段吧?
王:有,中学的时候,包括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些诗很唯美,意象特别陈腐,现在看来特别甜腻。但这个过程好像也不持久,很快就过了。

杨:在你的诗歌中,你所说的那种语感、节奏感和音乐性,好像已经成为秉性中的东西了。
王:我觉得这是天生的。有的诗人很努力地写,但你一看就知道是没有语感的,或者遣词造句是有缺陷的,这些可以后天训练,但是不可能彻底改变。有的人说话就特别流畅、特别好听,这就是天生的,写诗也是一样。我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去写长诗、写史诗的能力。老天也是公平的吧。

杨:就是说在写作中也存在流畅与口吃的分别。
王:是。这没有办法。我比较幸运,老天爷给了我这部分的天赋。诗歌是可以训练的,比如很多技法上的东西,包括隐喻、通感,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但是一个诗人根本的东西,他的感觉、遣词造句的独特性就没有办法。

杨:你觉得具有这种不可复制性的当代诗人多不多?
王:很多,但是体现在不同方面。比如,有人对题材的把握特别灵,有的人抒情性特别强,比如柏桦,他在这方面有超过别人的能力,这就是他的幸运。

杨:这些年,很多人在诗歌的技术上下了很多工夫,呈现出来的是复杂的写作,甚至是一种炫技的写作,你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作过多的努力。
王:说实话,这样的做法我是瞧不起的,因为我觉得诗歌更多还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东西,没有这些,再漂亮又有什么用? 90年代以后,我写那些诗,感触就更深,诗里面有没有东西,是不是有血有肉,或者是否真的把心思放进去了,一看就看得出来。技巧跟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内容才能带来技巧上的突破或改变。现在很多诗人的诗写得太完美了,技巧上无可挑剔,却没有内容。这样的诗,写它干什么呢?而且人到一定的年龄,还在乎这种东西,还这么对待自己,我觉得很划不来。我们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一个人真正能够写作的时间能有多久?没必要把大把时间花在这种不值得的事情上。

杨:但是,你难道不会在技术上追求一些变化吗?
王:这个其实我是很注意的。特别是80年代的诗歌,我一直强迫自己求变,但回过头去看,事实上效果非常微小,哪怕我自己在题材上、写法上、强度上、表述的声音上都做了努力,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比如你的生活状态、你的心情、你的阅历都没有改变,这种变化还是很徒劳的。

杨:这样时间长了,写得多了,会不会有一种单调的危险?
王:我现在不担心,我的人生经历在变化,而且还会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如果我自己有感悟,而且也想表达的话,肯定会反映到诗里。这是不用着急的,如果没有的话,再怎么费劲也没有用。我现在心态很平,如果说我不写诗了,写不出了,也没有什么,只要觉得自己能给自己一个交代就行了。

杨:你已经写出了很多优秀的篇章,能不能这样说,作为一个诗人的王寅已经完成了?
王:不能这么说。说不定还能写出好诗呢,不知道。

杨:你的诗歌里面几乎从来不出现具体的人、事、场景,也没有很具体的时代背景,甚至没有一个城市的具体背景,为什么?
王:可能是因为我叙事能力比较弱,我也写过小说,但不成功。我对这种具体的东西不太感兴趣。

杨:是不是在美学上有自己的看法?
王:写诗只是写一首诗,更多是一个情绪的表达,而不是说要完整地对某一个地点、某一个事件进行描述,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意象都是可以互换的,都是不重要的,比如说诗里面的 “秋天”也可以换成“春天”,某一物可以用另一物来代替,不影响对诗歌情绪的表达。

杨:这好像蛮有趣的。
王:对,我自己也感觉到了。

杨:这样会不会有一种游戏性在里面?
王:也不能说游戏性吧。

杨:肯定不能任意置换。
王:我说的任意置换可能是绝对了,但从理论上是可以的,而且不影响阅读效果。我诗里面的地名都非常抽象,我经常会说“城市”,不会说“广州”、“上海”。

杨:你是说那样是不可能的吗?
王:是可能的,只是没有注意而已,也不是有意为之。包括时间、季节的表达也是一样,特别抽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这样写比较方便。

杨:你会不会担心这种惯性的力量?
王:不担心。其实我的写作完全跟情绪有关,有情绪就写,没有情绪就不写。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三四年不去考虑这些问题,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写出来可能会跟以前很不一样。我在90年代初期写的诗,跟以前就非常非常不同,这不是刻意为之,完全是我的生活状态只能写这样的诗,而且迫切地想写。那时每天要写好几首,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完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写得很多很快,而且我自己觉得那些诗质量比较整齐。但是过了那个阶段,就再也拉不回来了,就过去了。

杨:同代诗人里面有没有对你有影响的?
王:当然有,很多人对我有影响,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影响,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我所不及的地方。很多人某一方面的能力是我做不到的,那就只能羡慕了。应该说我是比较幸运的,生在这样的时代,有那么多优秀的同时代诗人,中国现代诗歌一百年里面最集中地喷发出了那么多新的诗人,互相之间肯定有很多促进和勉励,甚至还有竞争。很多同时代的诗人现在已经不写了,或者说后来写的诗没有办法再看了,那是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把自己一生当中最好的诗写出来了。那个时代特别有意思,而且当时的生活方式也很特别, “诗人”的身份就可以成为一张通行证,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各地的诗人会管吃管住。

杨:当时你们家也是一个“接待站”吧。
王:我最多就管他们吃饭吧,因为我们家住不下。

杨:你都接待过哪些诗人?
王:太多了。有的人名字都忘了。

杨:从哪年开始的?
王:大学毕业开始的。那时在我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常常就有人来,把一大包自己印的诗集或者民刊放在我家里,说:我出去找住的地方,什么什么时候再过来拿。

其实最早接触的我们圈子之外的诗人应该是黄贝岭,他祖籍是上海,人在北京。他的一个亲戚是我们的同学,把我们的小册子寄过去,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对我们的诗非常有感觉,回来探亲的时候,就跟大家聊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校园之外的诗人。我们为江湖上所知,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后来去推荐、传播。

杨:第一次以诗会友是什么时候?
王:是在华师大,那边有张远山等几个诗人,后来也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很不相同。因为年轻,大家都心高气傲,但是后来还是成为朋友。我一直觉得奇怪,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网络,又没有什么传播渠道,江湖上的名声怎么会不胫而走呢?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选》是最早的先锋诗选,那套书看的人也很多。

杨:还记得你第一次接到陌生读者的信吗?
王:记得。其实很多人都是通过书信认识的,比如封新城、孙甘露、苏童、韩东。

杨:那时和诗人交流去过哪些地方?
王:没有。那时还消费不起,完全是清谈,骑车到某个人的家里,然后一杯清茶。

杨:在你们之后,上海师大出了什么诗人?
王:也有很多。我们同时也有很多诗人,都很不错,但后来可能都没有继续下去。在我们后面两届有一个蓝潮诗社,半官方的。他们的诗选还选了我们的诗,他们自己也做小册子,也有些交流,但是经常被我修理,被我教训。那些人虽然入学比我晚,是我们的师弟,年龄却比我大,是历届生,所以他们一直挺压抑的。后来我们毕业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终于走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其实诗也写得不错。那时我们的小册子也是想变一些花样,主要是我在编,蜡纸我也刻过,陈东东也刻过,他的字很漂亮,主要是成茂朝刻,成茂朝的字更漂亮,所以他们两个刻的最多。还有同学会设计封面,设计得很棒。每一期的开头都会引用一个外国作家的话,特别玄妙的话,比如,有一次引用了达利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别担心你是否是现代派,因为很不幸,无论如何你也是现代的。”还有一次引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话,作为对那些看不懂我们诗歌质疑的回答:“我要同志们注意的,首先是你们那个独特的口号‘我不懂’。同志们试拿这个口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闯闯看。只能有一个答复:‘学习吧’。”后来过了五六期之后,每一期邀请一位我们四个人之外的诗人,放一首诗,很多人都被我们邀请过,比如说苏童、贝岭、雪迪。但用过一次就不重复。

杨:你在整个90年代是怎样的状态?
王:90年代的时候,不发诗,也不把自己的诗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杨:这样持续了多久?
王:好长时间,七八年吧。后来就不见任何人,除非特别好的朋友,不参加聚会。

杨:主要是因为什么?
王:我是怕麻烦,你跟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话,早晚会有人来找你的。太无聊了。

杨:那些年你的诗还是不断地在一些诗选里出现吧?
王:他们选的都是以前写的。我写诗没有停过。我觉得这样挺好,隔一段时间,就整理到一个本子里面去。

杨:这么长时间完全是一个人在做,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
王:我在91年写过这样的文章,就是我的诗集里面“诗歌随笔”的第一篇文章,那时候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埃利蒂斯、罗伯特?洛威尔都曾经停过很长时间,这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个诗人的生存其实不需要很多的名气,不需要频繁地见报,不需要活跃于各种各样的派别。我甚至想,我隔一段时间再写的话,会有很大的变化。我对自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你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变化,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

杨:大家印象当中,王寅从来不谈诗歌。
王:在这之前也是不谈,谈诗在我来说是挺要命的事。那时候没有电话,有人来无法提前通知,下午或者晚上就来敲门,往沙发上一坐,就跟你谈诗。当时觉得真的很恐怖,怎么谈呢?谈什么呢?

杨:有没有这种时候,你自己不说话,对方滔滔不绝?
王:不可能的。我很拒斥的话,他们能感觉到,他们会觉得很没趣。我就坐在那里不说话,我不会下逐客令,但会让你感觉到,你是可以走了。

杨:上海这座城市对培育你的气质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王:肯定有关系吧,我没有仔细想过。但我如果生在苏州、南京,那肯定就不一样。比如上海后殖民地的那种氛围,建筑、街道,甚至于休闲的方式,肯定有影响。我记得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说过一件事情,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什么吃的,爷爷到上海大厦去吃早餐,可以有一瓶牛奶,他就把面包吃了,把牛奶带回来给我。我那时大概一两岁吧。我是长子长孙,他特别疼我,我那些弟弟妹妹就没有这些待遇了。小时候经常会坐门口的有轨电车到五角场去,那种感觉也挺有趣。家门口还有一条鹅卵石的路,那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就跟我家门口的那条路有很大关系,现实当中的路和电影当中的路非常像。

杨:某些部分是重叠的。
王:对,重叠的。

杨:上海是个特别考究,特别精细的城市。
王:对。不过这不是绝对的,如果要说一个城市对诗人的气质有影响,其实上海也有很多粗犷的诗人,不修边幅。即使我生活在西北,也会把我身上的这种气质流露出来,但不会这么强烈。

杨:这种气质已经进到你的骨子里了。
王:对。还有一个原因,比所在城市的原因更多的是看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去湖区华兹华斯的故居,那边在卖用姜做的饼。我脱口而出:姜汁饼。她说,你真厉害啊,没去过都知道。没去过不重要,我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很多次。比如讲到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里的人名地名,我可以不看原文,很快说出来。

杨:俄苏文学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影响非常大。小说、诗歌影响都非常大。

杨:主要是哪些呢?
王:我们家有很多藏书,都是西方的小说,还有很多50年代的《译文》杂志,现在《世界文学》的前身。还有更早的,30年代的都有。我差不多在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我记得有一本戈宝权编的普希金诗选,当时译成普式庚,里面有普希金用鹅毛笔画的侧面像。《浮士德》我小学就看过了,里面有很漂亮的铜版插图。父母很反对我看这样的书,所以下午放学一个人偷偷地看,等到大人回来了,就把那些书放好。

杨:俄苏文学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
王:其实应该是苏联文学,比如《真正的人》,就是无脚飞将军,看了无数遍了。盖达尔的《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丘克与盖克》,家里有好几本他的书。还有《青年近卫军》,那时非常迷恋。我在学龄前就已经把《林海雪原》看掉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家里的大人是怎么嘲笑我的:你能看懂吗?我说能啊。他们就说:念给我们听听。当然我念不出来,因为很多字不认识,但我就是连猜带蒙把这部长篇小说看完了。现在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厚一本书居然能看掉。

杨:早期俄罗斯的大家呢?
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看得晚一点,中学时候看的吧。

杨:有没有每年都要重读的作家?
王:卡夫卡、聂鲁达、里尔克、惠特曼也放进去了。这些书都单独放在一个架子上,放成一排,每年都看。还有博尔赫斯,但是我发现,我并没有每年去读博尔赫斯。还有一个英国作家叫托马斯?布朗写的《瓮葬》,那本书非常好,作者是17世纪的英国传教士,翻译得也非常好,是一个布道的演讲。

杨:看卡夫卡有没有受不了的时候?卡夫卡是最折磨人的作家。
王:有。看他的小说有时候挺难受的,但看他的其他东西,随笔、书信、谈话录,觉得很棒。他和雅努施的谈话录让我感觉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不像他的小说这么干涩。

杨:要是碰到跟卡夫卡特别像的一个作家你会不会看?
王:不看。

杨:残雪呢?
王:我就没看过残雪的东西。

杨:日本有个安部公房很像卡夫卡。
王:他比卡夫卡好一点。

:你刚才说每天写几首诗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
王:四五个月吧。

杨:每天都是这个产量?
王:那不是,多的时候是这样。那个本子我还保留着,上面每首诗的写作日期都写着。

杨:这种时候在你的写作过程中还有过吗?
王:有过,大学的时候就这样。去年好像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但那些都没有收到作品集里去,也没有发表。

杨:你说的持续最长时间的那次是什么时候?
王:90年到92年,这是一个转折,跟以前的诗告别了,以前特别明亮、特别好看的诗没有了。有人评论我的诗集,诗集前100页是好的,后100页是不好的,排列的顺序是从后往前走的,可以看得出在不断地进步。我自己也不太喜欢以前的东西,太简单了,得来也太容易,没有什么深的东西。如果说我到80年代末就不写了,也可以说一个诗人已经完成了,但肯定不如现在。

杨:在完全跟诗歌界隔离的这几年里面,如果有诗人来上海怎么办?
王:很少。

杨:就是不怎么见?
王:就是不见。

杨:你给外面传话吗?
王:这个人消失了。除非好朋友,不然就不见。现在也是这样。诗歌圈的朋友还是挺多,只是……

杨:只是不以诗歌的名义?
王:对,在一起不聊诗歌。在北京也不会去找那些诗人玩的,除非是特别熟的几个人。

杨:“白银时代”开始泛滥的时候,对你有影响吗?比较喜欢谁?
王:有影响。看了很多。曼捷斯塔姆,慢慢喜欢阿赫玛托娃,一开始不喜欢她,觉得太简单了,后来才发现她很有魅力。俄罗斯文学的那种厚度,深刻的程度,忧患意识应该是在所有国家中最突出的,很对我的胃口。对我而言,读到后来,会觉得美国文学太轻浮。苏联文学和中国的文学轨迹是相同的,看来就非常亲切,而且在中国文学里也找得到相应的参照。

杨:苏联文学应该说一种特殊年代的特殊经验,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肯定不是那样去想。
王:对。我说的苏联文学,也包括白银时代的作家诗人在斯大林时代的一些作品。

杨:我曾经看到两个翻译家对博纳富瓦同一首诗的两种译文,完全不同,我当时非常震惊,我们只能说我们读了译者的诗。
王:有人说过中国的作家受到的不是外国作家的影响,而是受到那些翻译体的影响,翻译成什么样,就接受什么。但我觉得诗歌当中有些东西是翻不掉的,可能翻错,可能翻得差,但好的东西是翻不掉的。

杨:奥登说过,任何译者翻译卡瓦菲,译出来的都还是那个卡瓦菲,但这样的诗人并不多。
王:英文诗歌的译文要好一些,其他语种要差一些。我前几天重新看了云南社出的《拉丁美洲诗选》,除了一两个诗人,比如聂鲁达、帕斯依然是好的之外,绝大部分诗人都充斥着陈词滥调。我最近也重新看了湖南社出的《西班牙现代诗选》,好的诗人真是不多,大部分诗人都是很勉强地在那里写。

杨:会不会研究一下像《神曲》这样的大部头作品?
王:不会,看过就算了。还有《浮士德》也是这样。叙事性强的作品兴趣不大。

杨:偶尔会写一点有叙事色彩的诗吗?
王:很少,大部分都是抒情诗。这跟写作的状态有关系,叙述是一个绵长的过程,抒情诗则是喷涌和发泄式的,整个诗歌的框架靠情绪支撑,而不是靠故事线索,所以我通常会写得非常快。

杨:现在是用电脑写吗?
王:对。可能也会在纸上写几句,然后抄到电脑上去,在电脑上调整。

杨:用电脑写跟手写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新的经验吗?
王: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方便,比较直观。

杨:《后朦胧诗全集》你看了吗?
王:看过。

杨:读完了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王:鱼里面的错误很多,甚至把别人的诗放在我的名下。

杨:如果让你按年代来精选一部当代诗集,从朦胧诗以后到现在,你会编出一本多厚的东西来?
王:没想过。我看的也不多,我的趣味可能是很偏的。我在看《后朦胧诗全集》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些比较好的诗挑出来了,完全是个人趣味的。

杨:你挑选的是哪些诗?
王:都是抒情诗,都比较短。

杨:你把抒情诗放在诗歌最高的位置?
王:应该是吧。我觉得如果要叙事的话,可以不用诗来写,用散文就可以了。

杨: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叙事诗也并不多,像华兹华斯的《迈克尔》那样的诗。
王:像《叶甫盖尼?奥涅金》、《唐璜》那样有韵律的考究的叙事诗可以考虑,但是很多诗就是隔行的散文,还不如散文来得更有诗意。

杨:你对口语诗怎么看?
王:大家对口语诗的定义和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诗的好坏跟是否运用口语没太大关系,很口语的诗也可以是很好的诗。我们现在看普希金,这么古典,还是很好的诗,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跟民间写作的争论,说到底还是一个炒作的伎俩,他们两边的写作其实没有根本的差别。有人制造了事端,有人立马上了钩,就咬起来了。

杨:网上那些诗人的作品看不看?
王:你要问我70年以后的中生代,80后,都不熟悉。但是肯定有好的诗人。怎么去了解,去鉴别,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杨:当代诗人的写作也有20多年了,在你看来,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哪些?
王:太多了,也许40个。列举起来也太难,我并不是怕得罪谁,而是大家都差不多,也没有说谁特别出类拔萃。

杨:也不存在压倒性的人物?
王:对。而且从诗人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有的诗人是难以为继的,你怎么说呢?

杨:对哪些诗人印象比较深刻?
王:张枣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虽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在诗歌上,聪明未必是好事,但是,笨肯定不是好事。可能若干年以后,会有人慢慢做出一个比较好的选本,而且是在比较全面的基础上。我这本诗集出来后,很多人说:啊!你写了这么多诗!那是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机会全面地看到。我想,其他人出的诗集肯定也是不完整的,没有办法让大家比较全面地了解。现在的选本无非是你选我、我选你,抄以前出的选本,很不完整。

杨:曾经有人说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上如何如何,意思是地位很高,你怎么看?
王:说老实话,中国诗歌在国际上不怎么样。但是要说句公道话,中国诗歌比小说成就要高得多,高不止一点点,只是因为小说关注度比较高……

杨:很多人其实对国外当代诗歌并不了解,我翻译的一些美国诗人也都是1927年前后出生的。
王:对。就是我们这边贺敬之那一代,太老了。

杨:大家对新的一茬国外诗人根本不了解。
王:反而是戴望舒他们那时候更快。不过诗歌也无所谓同步不同步。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的风光,很多是诗人自我夸大的。

杨:你在不在乎你诗歌里面的民族身份?
王:我是一个中国诗人或者是蒙古诗人?我根本没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说不定外国人读你的诗,还会比中国人读得更透彻一些。

杨:巴列霍的诗你喜欢吗?
王:看得不多,不错。我的想法比较奇怪,比如安德拉德的诗我也比较喜欢,虽然说非常简单,简单得不象话,但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翻译也不错。洛尔迦有的诗也确实很差,但我想博尔赫斯评价他是一个三流诗人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太不一样的诗人,洛尔迦如果比博尔赫斯活得长,他也可以说博尔赫斯是一个三流诗人。洛尔迦有些东西是无可替代的,比如他诗歌的音乐性,民谣的东西,对色彩的把握,那个是很厉害的。靠音乐性构成一个诗人也是挺厉害的。

杨:他对你的诗歌有什么影响?
王:肯定有的。音乐那种复杂的结构有意无意地会作为一种参照,它的结构和对位是文学中没有的,有的时候会重复,在音乐中可以很轻松地完成。

杨:你做过一些有意的实验吗?
王:这已经变成常态的状态了,比如说,有意识地重复某些词语,有意识地重复某些节奏的时候,是非常愉快的。

杨:我看到你的诗歌中这种重复词语和重复节奏比较多,是不是为了你想要的那种效果,无意识地有某种强制性在里面?
王:我不知道。这种愉快跟你成功传达你要传达的内容几乎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杨:怎么去控制它呢?你的诗不管怎么放,还是显示出某种控制力。
王:我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我写文章、写诗都是这样,不会滥用感情,滥用篇幅,这也是天生的,你让我作删节,我会删得非常好。你要我添加东西,也可以做得不错,但肯定不如删来得好。我的诗歌非常短,最多十几行,可能换一个人会长一倍,甚至更多。有时候,我看自己的诗会忍不住删掉一些,但很少会加。

杨:多多说他的诗要改70遍。
王:这可能也是个约数吧。改未必会把原来的诗改好,有时改糟,我又会改回来。有的觉得不舒服就把它改掉,过段时间再看,好像改得并不理想,还是原来的好。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客观了,可以心平气和地去看另外一个人的东西,特别是看到我早年的一些诗,有些东西其实我是很想改掉,但是我改的话,变化就太大了,所以就不去动它,比如里面有些词语特别夸张,特别大,不实在,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去写,但我想还是保留吧,也挺有意思。其实这里面的一些大的词语,关键还是因为你想表白什么东西,很急地让自己跳出来说话,惟恐别人不明白。

杨:前期诗歌和后期诗歌在情感的浓度,强烈程度,硬和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生活境遇发生了变化。

杨:一个诗人一般越到后面会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冲淡,你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或者说越来越尖锐?
王:那是心里有火气吧。而且我觉得以前也有一点苦闷,比如在中学教书的时候,但那时会自觉地去规避,比如说特别恼火的时候,不会去写,这些都不能入诗,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戒律。90年代的时候,肯定需要这么一个渠道把它排泄出去,不然的话,人会出问题的。

杨:你的那种宣泄还是太含蓄、太隐蔽了,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起不到宣泄的作用。
王:那不管,只要自己觉得是宣泄就行了。

杨:从来没有想过把一件事情,把一个遭遇直接写入诗中吗?
王:不会。这可能也是我的又一个戒律。我在不断地打开自己,但这个打开是有限度的。说不定以后会。我不是那种特别愿意敞开自己内心的人。我觉得跟别人说了也没用,别人也帮不上忙,反而让别人也一起烦恼。刘翔写那篇文章的时候,特别头疼,他说你提供的东西太少了,他来问我,我也说不清楚。他后来归纳说,其实你也没有碰到什么大事。

杨:还是说说你刚才说的四五个月每天写四五首,持续了那么久……
王:这是非常奇特,非常奇妙的感觉,写下第一行,就可以不停顿地写下去,那时候的每一分钟都可以写出诗来。

杨:在这之前有过长时间的停顿吗?
王:停过一年多,根本没写,是1989年,到90年慢慢恢复。其实到88年已经开始停顿下来了,以前那种路子已经穷尽了,那时候也有孩子了,都是些琐碎实际的事情。90年、91年的时候又开始写,一开始也不太激烈,后来就发现,只要我愿意,每时每刻都可以写,写了第一行,后面几行跟着就出来了,就好像魂灵附体,好像有人贴着我耳边在说,我只要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就行了。那个感觉非常好。如果我每天要像挤牙膏那样写,肯定是持续不久的。

杨:近似于神秘的体验。
王:对。有时候自己看了也非常佩服,那种复杂的程度,意外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而且这些诗互相之间很不相同,不重复。这样的状态也不可预期,它什么时候会来,我自己是无法去掌控它的。这本诗集里面,91-92年这部分的诗是选得最多的,差不多有70首。

杨:这些诗当时都没有给人看过吧?
王:没有。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有的还是雏形,有的还没有誊抄出来,有的是零星地写在纸上,因为很着急,抓一张纸过来就写,有的一张纸上写了两三首,字迹都叠在了一起。

杨:之前在阅读上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吗?
王:阅读是一个通道,创作是另外一个通道。而且我比较反对看别人的东西马上消化。我到现在也是这个习惯,现在比较流行的书,大家都看的书,我肯定是不看的,保持一个时间差。

杨:那些没拿出来的诗,谁都没看过?
王:对。

杨:那段时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了?
王:只能说这些诗歌跟以前很不一样,我自己也非常吃惊。

杨:陌生?
王:也不陌生。神奇,而且这些诗的质量都非常不错,比较整齐。写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累,早上起来就可以写。

杨:那时已经借调在报社了?
王:对。那时感觉不是太好,特别郁闷,特别绝望,按照文学理论来看的话,这就是一种救赎,要靠诗歌和写作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但事实上它是救不了你的。

杨:当然。当时对你来说,最焦虑的问题是写作的环境不好吗?
王:是生活让你看不到出路,前面充满了阻力,特别沮丧。而且这种状况维持了很长时间,眼看30岁已经过了,什么时候是头呢?有时候会觉得命运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呢?

杨:有关你的评论文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王:评论文章很早就有了,但我都没有收集。

杨:你已经看到的评论里谁说得比较好?
王:我觉得谁说得都不错。我看别人的评论,他们说得都对,但仔细想想好像又都不是我的意思,未必很全面,只是某一个点是对的,也许我写作的初衷并不是这样。唐晓渡、沈奇他们都写过具体一首诗的导读,看完之后,觉得这样解释也通。

杨:你觉得你的诗可以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来读吗?
王:可以。但是这样很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可能他一开始就错了。

杨:能不能说说那些疯狂的诗人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那太多了。普拉斯、茨维塔耶娃,萨克斯也可以算一个疯狂的诗人,90-91年那个时期看萨克斯的诗很多。

杨:金斯堡呢?
王:一度很喜欢,后来觉得还是比较单调。茨维塔耶娃非常厉害,浑然天成,还有迪伦?托马斯。

杨:我觉得你那段时期的作品,好像是冰冷的海洋里有热血在喷涌。
王:其实我骨子里是冰冷的,但这段时间是非常时期,所以海洋里的火山稍微喷发了一些,好像也挺特别。但是很奇怪,等我境遇好了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这样的。是不是我气还是不顺啊?什么气不顺,我就不知道了。

杨:你的诗产生歧义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对。朗诵会上很多人念《情人》这首诗,其中有一个人就说,明天是情人节,我们把这首诗献给明天的情人节。这完全理解错了,这是一首悼亡诗。朗诵的是个演员,很深情地在念。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她有她的理解。另外一个人念的时候,尔冬强流泪了。请柬是他设计的,请柬上的诗也是他选的,他肯定对这首诗特别有感触。那天,钢琴伴奏彭程去朗诵会现场,试弹一下,顺手就翻到这首诗,他说,我就弹这首吧,他用的是《海上钢琴师》中的一段音乐,前奏出来的时候,尔冬强的眼圈就红了。尔冬强说,肯定成功,不用再弹了。很多人问我,你这首诗有什么故事吗?天知道有什么故事,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六岁,根本没什么故事。《精灵之家》就是一个组诗,每首诗都是一种类型的人,先拟好了标题,就这么一首首去写。

杨:朗诵会去了多少人?
王:100多人。

杨:没有收到请柬自己去的多吗?
王:很多。尔冬强在网上发了信息,原来说要登报的,我说不要搞得太大了。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不知会搞得怎么样。

杨:结果让你很意外是吗?
王:所有的人都很意外。我想,我那些诗能朗诵吗?我自己也没有体验。那天是年初五,很多人都不在上海,出去玩了。

杨:那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王:那天忙得不行,好多朋友来了,就打了个招呼,连话都没顾上说。其实是蛮好的经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登台朗诵过,更不要说开朗诵会了,朗诵会和出诗集的感觉不大一样。

我听张献说,他去年去参加衣荷华写作计划,衣荷华城里每天都有朗诵会,很多作家住在那里,人们觉得能够听到诗人原声的朗诵是很珍贵的,朗诵会的规模很小,不过几十个人,所有的人都非常认真,非常严肃,朗诵的人也非常投入。这就是一种基础。

杨:很难有外力进入这个场,我们这个场被自己搞得污七八糟。
王:我们现在看书的人还是不多,热爱文学的人更不多。朗诵会让我比较受教育的一点是,诗歌确实是可以打动人的,千万不要低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他们其实还是很厉害的,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一旦他们接触到了好的东西,他们会做出反应。在朗诵会这种氛围里面,一首诗很容易被读懂,这跟你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阅读很不一样。

杨:实际上这是一次接受检验的机会。
王:对,对。很多人是第一次看我的诗,到了那边才拿到诗集,随手翻,看到意会的,就上去念。

杨:后来你发现自己的诗还是很适合朗诵的?
王:很适合。他们都念得非常好,比演员都念得好,可能普通话不标准,声音不好听,但通过对节奏的处理,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明白诗的含义。

杨:你的诗很难用播音员的朗诵腔或者造作地去朗诵。
王:对。有一首《水》是两个朋友念的,他们是一对情侣,电台的主持人,念得很棒。我跟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添油加醋,任意删改都无所谓,只要你们觉得合适就行。他们上去就自己发挥,念得非常舒服,把这首不是爱情诗的诗读出了爱情的氛围。念完之后,我上去说,没想到被他们一念,我发现自己写得这么好。既夸了他们,也夸了自己。

杨:那天找你签名的人多吗?
王:多。念《情人》那首诗的人很多。有一个中年人就把诗集拿过来,翻到“情人”那一页上,让我帮他签个名。我说,签在扉页上不好吗?他说,不要,我很喜欢这首诗,请你务必签在这首诗上。签完之后,他很满足地走了。

杨:那天上海的诗人都来了谁?
王:我都没请。

杨:陈村那天很激动,是吗?
王:陈村对这种事情特别起劲。尔冬强给我开了个名单,寄了请柬。后来我又给陈村打了电话,他说,没收到,不过你等一下,邮件太多,一般不是手写的我就不拆了。后来他找到了。他就在他那个BBS上发了消息,之前他已经在天涯和小众菜园里面贴了很多东西,在网上搜到别人对我的评论也发在BBS上。他特别热心,还写了自己的很多感言。其实我跟他的交情很淡。他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我的诗集还没有拿到的时候,他已经帮我做了。我拿到出版社寄来的第一批诗集,就送去他家,他非常高兴,还让他太太把照相机拿出来,拿着我的书作手捧宝书状跟我照相。他在BBS上这样说,自己写得那么差,都出了那么多书,王寅写了那么多年,就出了一本书。他宁可成为王寅。这是客气话。很真诚。

杨:你那天朗诵了哪三首诗?
王:一首是《朗诵》,一首是《音乐》,还有一首是《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我其实不会朗诵。中间休息的时候,钢琴伴奏特地跑过来说,你念得真好,真有感觉。让我很意外。

杨:这种情景很少见。
王:对。每个上去朗诵的人都会说一段话,非常激动。这个氛围很好,也没有特别人来疯,大家其实还是很理性的。

杨:如果让你去做一个专业诗人,你觉得怎么样?
王:我从来没有想过。

杨:比如给你个闲差,然后有大把时间写作。
王:那我未必写诗。我觉得写诗真的很奢侈,不是说物质上,而是时间上,精神上。谁来养你啊?很多人愿意这样。但是凭什么诗人要被养啊?而且职业化也不好,很多声音都会走样。我现在是个娱记,有另外一种身份。


杨:除了文学书之外,其他方面的书对你影响大的有哪些?
王:哲学的书,宗教的书。我现在文学的书籍反而看得很少,小说肯定不看了,诗歌看得也很有限,散文随笔看得多一些。

杨:哲学家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些?
王:也没有系统看,有些书可能看了一半,觉得对路,就多看一些。

杨:这些年不断有一些时髦的西方人物在中国大受崇拜,被人整天挂在嘴上,从萨特到福柯,都是如此,你怎么看?
王:我发现我是一个不赶时髦的人,而且我会自成一个系统,我会挑选我感兴趣的人来读,绝对不会去跟风。也不会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就缺乏一个谈资。这也是我的弱点吧,比较固执一点。

杨:这可能跟个人偏好有关系。你觉得日本文学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王:日本文学我看得非常多,从《古事记》到俳句到当代的小说看了很多。我觉得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是特别有趣的参照。我看过读大学做过的一个笔记,那是从杂志上看到的一篇《中日文化的比较》,这篇文章中说中国文学里面缺少一个东西,恰恰是日本文学强调的东西,就是“物的哀”。日本一个是岛国,作品特别短小、朦胧、诗意。大陆的东西都是长篇巨制,比较阳刚、硬气、北方一点。中国的整个文学传统都以这个为主导,那些比较唯美的,往往不是主流。日本文学其实蛮对我胃口的。

杨:日本作家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王:很多。《枕草子》我特别喜欢看,里面有对季节变化的很微妙的描述,中国文学里面会有,但只是只言片语,它那里面是大段大段的。也喜欢女诗人与谢也晶子,还有俳句,我那时买过一本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的《日本俳句史》,那本书我看了无数遍,我还写过俳句。我的朋友朱浩在《上海侨报》编一个俳句的专栏,他写了很多俳句,还在日本拿了很多奖,他跟我说,你也写一下吧。有时候他很着急要拼版,把电话打过来说,你想十分钟,待会儿我再打过来。他挂了电话,我就在传呼电话那儿哗哗地写。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要传呼的。十分钟后他打来电话,我就在电话里读给他听。有时候实在来不及,我就把白话文的诗压缩之后,把意思改写一下。一首徘句当时稿费四元钱。

杨:日本的现代诗歌呢?
王:现代诗歌读得不多。日本人的现代诗很罗嗦,他们的文字本来就罗嗦。我后来去日本得到了证实,他们说了那么长时间,翻译过来只有两三句。翻译过去,我很短的几句话,他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后来我问学日文的朋友,他说确实日语里废话敬语特别多,有些话完全可讲可不讲,但是出于礼貌一定要讲。

杨:鲁迅对你有没有影响?
王:他可能作为时代的人物对我的影响更厉害些,因为那时我读中学小学就是在鲁迅生活的地方附近,他在上海的住处就在我们学校附近,就住在虹口区,日本人待的区域,他在文章里写到去哪里吃东西,去哪里买报纸,去哪里买书,就是我们那个区。我中学离他提到的内山书店就隔一条马路,近到这个程度。他住过的北川公寓就在我们学校对面,坐在教室里就可以看到。他的故居也就是五分钟的路程,他在溧阳路的藏书室也很近。春天我们要去烈士陵园扫墓,班主任就派我们去鲁迅公园跟他们的管理员说一下,把送给鲁迅的花圈拿过来,扛去烈士陵园。

杨:鲁迅的作品你比较看重的是哪一些?
王:小说、散文。他的杂文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后来在我电视台拍《百年上海》的时候,拍到上海的文化,假公济私去鲁迅纪念馆拍些鲁迅的手稿,可以随意挑,可以抚摸,都是真迹。看到他的东西还是挺激动。记得小时候去鲁迅纪念馆,看他的生平展览,有他的长衫、雨伞,一双很小的鞋子,我奇怪他长得真是矮小。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鲁迅诞辰,还去他故居看过,二楼是他的卧室,外面有一个空间,里面有个柜子,趁着没人就把抽屉拉开来看,里面还垫了当年的旧报纸,鱼缸里还养着金鱼,挺有意思。

杨:其他作家的作品看吗?
王:我对那种写得特别多的作家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真的有这么多体验吗?那些作品真的看得不多,像茅盾的作品一看就觉得太差了,茅盾还是我的老乡,都是乌镇人,但我都羞于提及。30年代的红色作家都看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盛名之下,也不过如此,只是一个特别聪明,有点刻薄的女人,她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作家。

杨:你有没有尝试诗歌之外的其他文体?
王:散文一直在写,但写小说好像自己不是这个料,我觉得我的叙事能力特别差。而且写诗很快,我已经习惯了短时间解决战斗,当天写不完,第二天再写就很累。说到底还是对叙事没有感到乐趣。
……

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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