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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竹:加法与减法——《6个动词,或苹果》自序
http://www.shigecn.com   2007-11-20 21:49:00   来源:新诗代   评论:0 点击:

近20年来,在写作上,我其实也在做着一道加减法。我在写作的初期,思考得很多。我有过一个被评论者称为“巫术诗”或“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写作时期,这时期以《梦见苹果和鱼的安》等作品为代表,也就是1986年发表在《非非》创刊号上以《鬼城》为总标题的那10首诗。

   1?着手编这本诗选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重新看了我在80年代的作品,满意的不多,只选了少量编成“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和“组诗”辑,另有10余首分别穿插在其他小辑里。所以,这部名为《6个动词,或苹果》的诗集,大多数是“新作品”,即写于1994年以后的作品。这是在编选上做的一道加减法,即增加新作品,删减旧作品。

  2?近20年来,在写作上,我其实也在做着一道加减法。我在写作的初期,思考得很多。我有过一个被评论者称为“巫术诗”或“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写作时期,这时期以《梦见苹果和鱼的安》等作品为代表,也就是1986年发表在《非非》创刊号上以《鬼城》为总标题的那10首诗。从这开始我被认为是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所谓“风格独特”,就是别人可以在我的诗中读出潜在的很多东西。其实我自己觉得,除了言语呈现之外,并没有那么多让人解读出来的东西,我本意还是很“形式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杨黎后来说的那样,时代风气也在影着我,或者暗示着我。那时候便觉得,能够有些东西让人去解读也不错。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做起了加法,也就是,将那些“风格化”的东西做进一步的强调,以让人有更多的联想。好在,追求简约的天性,以及“非非主义”的“戒律”,使我没在这路上滑得太深。很快,也就是在写了《第马着欧的城》之后,我放弃了所谓“风格”。

  3?我开始写作《组诗》,这是1988年。虽说,单从文本上看,《组诗》做的还不是减法,反而是加法,即比之《梦见苹果和鱼的安》那些诗想法更多。但也正是这些“更多的想法”,成就了我以后的减法。事实也是这样,到《6个动词,或苹果》、《剩下一些声音 剩下一些果皮》及《序列》,就呈现出了一种“减”的模样。然后,1992年,我到了成都,与杨黎、吉木狼格、蓝马等“非非”同仁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又写了一些短诗,如《川戏》、《狄安娜》等,与我后来的“新作品”就更加接近了。只是,还有种东西没有穿透。1993年,我又写了《我试着用平常的语言》。这首诗在标题上就很能表明其写作意图。然后,到了1984年,我去了一次昆明,一个人在翠湖边的林业招待所住了半个月又写了《1994年冬在昆明》等近10首诗,自己也觉得,有脱胎换骨的感觉。这些诗带回成都给杨黎看了,他认为是“非诗”,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的理解是,这“非”既是“非我”(即不同于以往)的诗,也是更“非非”的诗。为了将它们与已有的“诗”相区别,我将之后的写作(如《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福尔沱道班》等)都称之为 “新作品”。

  4?真正意义上的减法从此开始。减掉了什么呢?正如我在 2000年接受《城市画报》记者吴梅的采访时谈到的,(减掉的就是)意义(包括哲理),以及诗意(包括抒情)。当取消了意义的表达,诗意的流露,还剩下什么呢?吴梅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回答说,剩下的就是“诗”。也就是说,这样的写作,是放弃了那些曾经是“诗”的基本元素的写作,是“诗”的新写作。2000年在杨黎的“橡皮”酒吧,我们在总结“这样的写作”时还加了一条:反语感(或者叫超越“语感”)。也许更理论化的表述应该是:“超语义”。这是“这样的写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因为在我看来,“语感”也是可能“语义化”和“风格化”的。“超语义”是蓝马“前文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理解“非非主义”的一个关键词。但要解释起来却非长篇大论不足以说明。这一基本命题后来被杨黎在《杨黎说:诗》一文中所发挥,浓缩成四个字:“言之无物”。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废话”。当然,“新作品”还有一个更具亲合力的写作背景,那就是杨黎、吉木狼格、小安、韩东、于小韦、于坚、丁当、朱文以及后来的乌青等人的写作实践。我为自己能够与这些优秀的诗人同处一个时代感到荣幸。   

    5?但是,为什么要如此“约束”自己呢?因为这样的写作无疑是一种“极限”写作,每一次“减法”将面临的既是“发现”,也是“绝境”。绝处逢生,是这种写作状态最形象化的的描述。但是要“理论”地解释起来,却很复杂(事实上,就是“理论解释”也只能一部分的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与具体的写作并无直接的关系),弄不好,会产生更大的歧义,把人搞得更加糊涂。所以,简单地说,就是我基本上是将诗歌写作当成一种游戏看待的。而凡是游戏均有其游戏的规则。在规则中游戏,是游戏最初也是最终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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